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土，是由若干个自然或人为划分的地理区域构成的，它们在政治生活里有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别。在某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个或几个重心地区占据着优势，驻扎着最强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活动对全国政局的演变起着支配作用。西周时期，我国的政治重心区域是王室直接统治的王畿，它包括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以及联络两地交通的豫西走廊；首都镐京和别都洛邑设置在两地，由周军主力“西六师”和“东八师”分别戍守。天子以丰、镐为根据地，定期到洛邑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觐和贡纳；分封的诸侯邦国散在四周，拱卫王室，遵从其指挥、调遣。

    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泾渭平原听任戎骑横行，平王被迫放弃丰镐故地，东迁洛邑；全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从而发生重大变化。王室领土狭小，势力衰弱，丧失了对诸侯邦国的军事优势和统治权力，它所在的伊洛平原不再是政治重心地域，一时出现群雄并起角逐的混乱局面。到公元前7世纪初期，齐、晋、秦、楚实力强盛，脱颖而出，成为东亚大陆上对峙争霸的一流强国。随着它们的领土扩张，构成了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按照当时各个邦国、部族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地位、影响的差别，东亚大陆可以划分为三个较大的地理区域，那就是周王室和华夏、东夷中小诸侯所在的中原地带，齐、晋、秦、楚及后起的吴国等列强盘踞的弧形中间地带，戎狄、西南夷、南蛮和越人等落后少数民族主要活动的周边地带。其概况分述如下：

    (一)中原地带

    其范围由东往西，以沂山、泰山、黄河中游河段为北界；至洛阳盆地的西端折向东南，沿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脉到长江下游为南界，顺流而至东海。其外围是齐、晋、秦、楚及吴等争霸强国的疆土。

    中原地带的西部，尤其是中部为其主要部分，包括伊洛平原，豫西山地的东段，嵩高、外方以东的豫东平原、鲁西南平原和豫南汝、颍流域的丘陵地区，居住有周王室和郑、宋、鲁、卫、陈、蔡、曹、许等众多华夏中小邦国。其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就自然条件来说，是当时全国最为优越的，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于人们居住及农作物的生长；黄河从孟津以下流势渐缓，支流分泻而出，经过多年的堆积，形成辽阔的黄淮海平原及汝颍流域的丘陵坡地，土质肥厚软沃，易于耕作，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得到了开发。

    豫东、鲁西南平原在古代地势卑湿，湖沼密布，较为著名的如孟诸、巨野、雷夏、荥泽等等，不胜枚举。湖沼附近草木丛生，鸟兽繁息，有利于采集、渔猎活动的开展，可以做为农业生产的补充。

    中原的西部、中部河流众多，除了黄河、济水、淮河等巨川之外，还交织着伊、洛、汴、睢、濮、涡、汝、颖等诸条水道，对发展航运和灌溉事业亦较为理想。因为当地具有许多优越条件，自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以后，西来的征服民族——周族便逐步占据了这片沃土，原有的土著民族——东夷、殷人则受到他们的驱逐和统治。如　杨伯峻　先生所言：“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1]

    在经济活动方面，中原华夏诸邦不仅有着“重农”的历史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产品闻名遐迩，“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2]。那里的地势平坦，人众车马行驶便利，周之洛阳与曹、宋的陶均被称为“天下之中”，这两地与郑国都城均是交通枢纽，道路交汇，是西方邦国、部族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处，因而成为春秋时期繁荣的商业都市。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领域里，中原诸侯只是扮演二三流的附庸角色，受到弧形中间地带列强的操纵和压榨，不能独立自主。王室在西周为天下共主，其实力足以震慑海内，征讨不庭；鲁、卫也是周公所褒封的大国，为天子股肱。然而到了春秋，它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王室仅仅保持着虚有的头衔，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由霸主掌握最高的统治权力。鲁、卫、宋等国必须倚仗晋国的保护，以免被齐、楚吞并;而陈、蔡、许等皆仰楚国之鼻息，乃至社稷几度复灭。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原地带为华夏古邦所萃聚，有着较高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准，周、鲁藏有丰富典籍，成为春秋两大思想家老子、孔子的主要活动地点。从社会风尚和民间习俗的地域差别来看，可分两类。偏近东部的鲁、邹、宋等以农为本的国家，笃学重礼，民风淳朴平和;如《汉书·地理志》载鲁地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宋地)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这类邦国民风之弊有二：一是被传统礼教所束缚，显得拘谨、保守、胆怯，甚至有些愚钝。如《管子·大匡篇》载:“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史记·货殖列传》称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畏罪远邪”。先秦寓言中的“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都是讽刺宋人愚拙的著名作品；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襄公行“仁义之师”，作战中“不禽二毛”、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的事例。二是过于注重节俭而演化为小气、吝啬，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邹鲁“地小人众，俭啬”;宋人“能恶衣食，致其畜藏”；显得缺乏大度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另一类是周、郑、卫、陈等地，处于四通五达之衢。商业活动较为发达的周、郑，民风受其影响，特点之一是居民的头脑精明灵活，如当时俗称“郑昭宋聋”[3]。其弊病则在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4]。社会习俗对于国家政治亦发生重要作用，如宋、郑两国相邻，而对外政策却截然不同。宋国从晋抗楚的态度始终很坚决，甚至在必阝之战后晋国无力庇宋的情况下，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杀掉不肯假道的楚使，招来兵祸，几至亡国。郑国则是朝晋暮楚，反复无常。顾栋高曾分析过这两国的外交情况，将其各自特点概括为“黠(狡狯)”和“狂(发昏)”；详见《春秋大事表·春秋郑执政表叙》：“然此二者，两国遂成为风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殇公受其兄之让，而旋仇其子，至十年而十一战，卒召华督之弑，此非狂乎?下及庄公冯以下　诸　君，以及华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惨⋯⋯至郑则不然，明事势，识利害，常首鼠晋、楚两大国之间，视其强弱为向背，贪利若鹜，弃信如土。如当天下无伯则先叛，天下有伯则后服。”这两国施政方针的强烈反差，恐怕与各自重农、重商传统所形成的不同性格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特点之二是流行淫逸之风,和鲁宋之民的淳朴、重厚有别。《史记·货殖列传》称郑之西境，“土 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称郑卫之音。”《诗经》中有《陈风》十章，专叙陈国风俗。当地民众信巫鬼，喜歌舞，乃至“亡冬亡夏”；而君臣往往游荡无度，荒淫昏乱。《汉书·地理志》言“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

    上述各种弱点对中原邦国政治上的发展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中原地带的东部是泗水流域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即滨近大海的鲁南、江北平原丘陵。这片区域在春秋时期被称为“东方”，是风姓、任姓和盈姓等少数民族集团居住活动的地方。如鲁南的邾、薛、曾阝、杞等国，虽与夏人杂处，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夷礼”。两淮居民则统称“淮夷”，如淮北的徐、萧、同、胡，淮南的群舒、邗等等。滨海区域由于偏僻荒凉，地浸盐碱，上古时多是被放逐或未开化之民族生活的地方。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郑伯出降楚师时所言：“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国语·越语下》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 蛙之与同诸。”

    东夷诸邦亦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杂以渔猎、采集，较华夏诸侯落后。在政治上，东主小国林立，分散衰弱，是春秋大国兼并的首要对象。齐、楚、吴都曾向该地积极扩张势力，鲁、宋等中等诸侯也乘机征服和驱逐它们，使其成为自己属国，或干脆将它们灭掉。整个春秋阶段，东方诸夷的众多小邦并无作为，它们的活动对全国政局没有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尽管中原地带有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比较发达，人口稠密；但是那里的华夏诸侯与东夷邦族在政治上力量分散，相当软弱，无法和外围的弧形中间地带列强抗衡。

    (二)周边地带

    位于东亚大陆外缘，是春秋时期落后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个地带呈巨大半环状，其北部自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向西推移，含有楔入晋国领土的太行山脉。经晋北、陕北、甘肃黄土高原，缘及青海东部;转而南下，过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折向东方，越过岭南珠江流域、浙闽丘陵，抵东海之滨，将中原和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燕、秦、楚、吴等国围拱起来。

    周边地带的北部和西北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寒冷，干旱少雨。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后来长城以南的冀北山地、晋陕北部及陇西黄土高原与丘陵沟壑区域。这些地段的山坡和沟道上，古代曾生长着茂密森林，而且原面上的草原分布较广，适于畜群放牧。因为当地岭谷交错，土地瘠薄，特别是水源短缺，在三代使用土石农具为主的条件下，华夏农耕民族还未能普遍开发那里的资源。春秋时期，铁器刚刚在内地涌现出来，尚未波及周边，所以上述地区仍为游牧民族戎狄占据。《史记·匈奴列传》曾概述过秦、晋、燕北的戎狄分布情况，“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戎狄以游牧、射猎为主，食肉衣皮，披发左衽，语言习俗与中原农耕民族有很大区别，彼此也缺乏正常、友好的交往。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所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少数戎狄部族被晋、楚等强国征服后，迁徙到内地务农，并和盟主建立了隶属关系。

    在社会组织方面，戎狄多处于原始氏族制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文明程度较低，习性强悍好战，劫掠成风，华夏诸邦多受其害。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论道:“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其字从戈，从甲，本为兵器之总称。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字本作逖⋯⋯因之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戎狄)为害尤甚，故不称其本名。”

    戎狄多事寇盗之尚未开化，故受到华夏民族的仇恨和蔑视，甚至譬之为禽兽。其民风的突出特点，就是贪婪自私，缺乏仁义礼孝等道德观念约束。如《左传》和《国语》所载：“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戎狄无亲而贪。”“戎狄无亲而好得。”

    西周末年，北方旱灾严重，水草枯竭，亦迫使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对中原大肆侵掠。当时西周奴隶制王朝的统治已然腐朽没落，华夏诸邦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使戎狄屡占上风，不断向黄河流域进逼；至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而达到顶点。平王东迁后，戎狄继续为害，其势力渗入到弧形中间地带乃至中原腹地，与华夏民族杂居并处。就是在齐、晋、秦、楚崛起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戎”还能和它们并列称强[5]。然而，戎狄本身在政治上有无法克服的弱点，难以发展成为主宰中国政局的支配力量。其原因如下：

    1.部族分立、不相统属

    春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分裂为许多部落或小邦，相互联系比较松散，不像后代的匈奴、突厥、蒙古那样，能够统一成为强大的国家，这和他们主要居住地域的环境特点有关。太行山区、冀北、晋北、陕北及陇西的山地、高原中峡谷纵横，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使各个游牧部族之间难以沟通交往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对它们政治上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以致邦族众多，名号繁杂。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春秋诸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莫能相一”。其分散与孤立，减弱了自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

    2.文明程度较低

    多数处在原始氏族制度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阶段，对于华夏文明的先进内容，远未普遍吸收。与中原的农耕民族相比，戎狄没有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治组织和法令制度，“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餮，无百官有司”[6]。在上层建筑方面还不具备做为统治民族所必需的条件，如《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所言:“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治，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受以上情况局限，春秋的戎狄很难成长为一支有王者风范的堂堂之师，而始终充当着往来劫掠的草寇角色，如《左传·昭公四年》司马候所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国无兴焉。”齐、晋、秦等诸侯通过改革内政，富国强兵，很快扭转局势，在与戎狄的交锋中掌握了主动权，并逐步驱迫它们，将自己的领土向北方、西方扩张。至春秋中叶，许多戎狄部族沦为弧形中间地带列强的附庸，受其号令驱使。它们对中国政局也不再产生重大影响。

    周边地带的南部气候潮湿炎热,平原地区在夏季多为水乡泽国，丘陵山地则往往覆盖着原始森林；东南地域的红壤质地较硬，又难于翻耕。当时铁器刚刚在中原出现，至春秋后期才随着楚人势力的南渐而流入江南一带，尚未得到推广。南方多数地区的生产力仍处在青铜时代，以木石农具为主，砍伐丛林、开垦农田均有较大难度，多采用“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法，农业发展水平很低，居民经常要兼营采集、渔猎活动。社会组织也相当落后，基本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多无君”[7]。居民的族称有越(粤)、夷、群蛮、百濮等等，俗为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或椎髻箕踞。政治上亦普遍呈分散孤立及弱小状态，除了浙地的越人在春秋末叶强盛起来之外，其余的蛮夷百越在与楚人的冲突中始终处于下风，被征服、驱逐者甚众，在全国的政治领域内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如顾栋高所言：“南方之种类不一，群蛮在辰、永之境，百濮为夷，卢戎为戎。群蛮在楚庄王时，从楚灭庸，自后服属于楚，鄢陵之役，从楚击晋。而卢戎与罗两军屈瑕，后卒为楚所灭，率微甚无足道者。”[8]

    (三)弧形中间地带

    从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鲁西北平原向西方延伸，经过晋国的东阳与河内(冀中、南平原)、河东(晋南河谷盆地)，至秦国的泾渭平原、商洛山地，再向东南过楚国的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到大别山以东与吴国交界的淮南，在东亚大陆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春秋中叶，齐、晋、秦、楚的领土逐渐接壤，对中原地带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

    弧形中间地带的内缘，大致北在齐、晋两国的南疆——泰山、沂山与黄河中游河段，向西延至伊洛平原的西端，再沿着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脉至长江下游河道。其外缘北边即齐、燕、晋、秦等国的北疆，约在冀北山地、晋北及陕北高原的南端，西至陇坂，再向东南折至秦岭、巴山及巫峡东段。南边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由长江中游推移到五岭。东到楚吴边境的昭关、州来、居巢。

    春秋初年，这个地带的齐、晋、秦、楚等国领土狭小，与鲁、卫、郑、宋等中原诸侯相比并不占有多少优势。但是它们都在数十年内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千里、甚至是数千里的一流强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更迭称霸。“弭兵之会”以后，齐、晋、秦、楚因为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势力略衰;而东南崛起的吴国先后挫败楚、齐两强,成为新兴的霸主。弧形中间地带的范围得以从楚国东境继续向东方延伸,经过吴国占据的太湖流域、江北平原而抵达海滨,彻底完成了对中原地带的封闭。

    与中原地带的华夏诸邦相比，弧形中间地带列强领土的经济发展环境(包括自然条件或外部社会条件)要略差一些。齐、秦、楚为异姓诸侯，晋、吴虽为姬姓，但和王室的关系比较疏远，因此它们起初受封的国土偏远荒凉，其农业资源多不如中原丰衍;又紧邻戎狄蛮夷等落后民族，屡受其侵扰，战事不断。例如《汉书·地理志》称:“齐地负海 卤，少五谷，人民寡。”晋灼注《汉书》曰:“ 卤之田，不生五谷也。”《盐铁论·轻重篇》亦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而在建国之初便与莱夷展开了激战。

    晋国统治的两大区域，太行山以东的河内、东阳，处于黄河下游支流分布地段；《尚书·禹贡》称其“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夏季洪水横溢，湖沼罗列，冲积土层中亦含有盐碱，《尚书·禹贡》称其为“白壤”，肥力不高。《史记·货殖列传)也说：“赵、中山、地薄人众。”太行山以西的晋南地区，河谷丘陵纵横分割，间杂小块盆地，并无辽阔的平原沃野，又屡受游牧民族侵袭。如《左传·昭公十五年》籍谈所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秦国起初远在陇西，平王率众东迁后，关中平原沦为戎骑出没之地，田地多荒，周族遗民难以正常生活。秦与戎狄的战争频繁残酷，相持了近百年才得以在泾渭流域立足。

    楚建国之初，“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9]，也经过艰苦的努力。其统治中心区域——江汉平原在古代川泽密布，草木繁茂，夏秋季节亦饱受洪水泛滥之害。《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楚地的贫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汉书·地理志》亦载：“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楚国西、南部邻近百濮、群蛮，虽然楚势力占优，但是也常常会遭受他们的袭击。

    《左传·昭公三十年》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吴国所在的太湖流域，也是水网交织，荆莽丛生，直到春秋中叶尚未得到充分治理。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王光对伍子胥言：“吾国僻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

    弧形中间地带列强的兴起，需要一定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而在西周，由于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器、石器，这一地带(除了关中平原)的耕垦开发要比中原困难得多。春秋时代铁器推广为这些区域的普遍垦殖和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如齐地盐碱瘠土逐渐被改造利用，“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10]。不复当初的情景了。

    尽管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要比中原诸邦艰难恶劣，弧形中间地带列国却在春秋政局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影响。较之另外两个地带，这个区域占据着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对于当时的历史进程起着支配的主导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政治重心地区。首先，春秋的时代特点是王室衰弱，霸主称雄。争霸战争中获胜的诸侯主持盟会，向与盟的中小邦国、部族责纳财赋，调发兵马，操纵其政治、外交，主盟国家的领土实际上发挥着以往周室王畿的政治影响。而春秋时期的霸主全是出于弧形中间地带，又没有一个强国能够长期垄断霸主的位置，自齐桓公、晋文公下至吴王夫差(勾践灭吴称霸已进入战国初年)，是由这一地带内的各个大国更替称霸的，所谓“五伯迭兴，总其盟会”[11]。所以说这个地带在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其次，弧形中间地带的各个大国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状况，虽然在每个阶段只有一个国家称霸，但是其他列强仍能大体上和盟主国维持着均势，它们或是霸主的盟友，或保持中立，即使被击败，也只是暂时退出争霸的行列，并没有降为附庸、朝请纳贡，仍然具有可观的实力和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霸主只能统率中小诸侯，无法支配弧形中间地带内的其他强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

    在中原争霸受挫的强国，继续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对弱小邻邦盘剥役使，充当局部地区的宗主国。如秦穆公受挫于晋，无法东进，还可以称霸西戎。鄢陵之战楚国失败后，暂无力量与晋国角逐，也还能向南方扩张，征服和统治蛮夷。

    出于争霸战略的需要，列强对失败的邻国有时并不落井下石，反而伸出援助之手，拉拢、扶植它们，以便共同对付自己的主要敌人。如齐在鞍之战受挫后，被迫退出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而晋国为了联齐抗楚，事后又逼着鲁国将其地返还于齐。柏举之战后吴师入郢，楚国危在旦夕，秦亦出兵车五百乘助其复国，以牵制自己的强邻——晋国。齐、晋、秦、楚之间的抗衡均势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叶，因为四强实力相当，它们的政治地位彼此也较为接近，但是和另外两个地带的中小诸侯、少数民族则有明显的差别。春秋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于这几个国家(加上后起的吴国)的活动所支配、决定的，所以应把弧形中间地带视为那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重心区域。

    作为新时期的政治重心区域，和以往相比较，弧形中间地带的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1.由一元变为多元

    三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区域，往往是一元的。以某个民族为首的集团打败了其他势力，君临天下，其都城所在的王畿便是政治重心。待其衰时，通常是很快被新兴的民族取代了统治地位，没有出现两股或几股政治势力长期对立的局面。顾栋高曾注意到这种情况，说三代“有王者，无群雄⋯⋯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汤，不闻有先汤而举事者。周之胜殷也，止有一武，不闻有偕武而并兴者。八百诸侯胥归有德，未尝角力而始臣之间”[12]。春秋列强争霸开创了中国古代政治形势新的格局，几个大国各据一方，展开对盟主地位的持续角逐；失利者也并非像过去的夏桀和武庚那样——窜入不毛之地或俯首称臣、听任胜者处置；而是仍有能力和称霸者继续做公开的对抗，等待和寻获下一次机会。这种情况是后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先声，即政治重心由一元变为多元，同时出现几个相连或不相连的地理区域。

    2.从相对稳定到转移频繁

    三代王朝建立之后，大都较为稳定地统治了数百年，仅仅在夏初经历了短暂的“太康失国”。从其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地来看，自商代中叶盘庚迁殷后，王畿都是固定在某个区域，如殷之河内，周之关中、河南。春秋时期则有不同，弧形中间地带的列强，称霸时间都不算太长，往往一代或两代就会发生转移，相对来说较为频繁。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载：“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这和当时的历史特点——大国之间的均势状态、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有密切联系。列强国内的政局不稳，实力又较为接近，所以稍有动荡，政治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改变，导致霸主易位。

    3.自东西对立演进为南北对抗

    三代政治势力的地理分布态势是东西对立，一方是以夏或周族为首的西部民族集团，一方是以东夷及其衍生的商族为首的东部民族集团。其对抗的经常表现是潜在的对立，公开的冲突只是暂时的现象。春秋时期则一改旧日格局，演变为北方的齐、晋与南方的楚及后来崛起的吴国争夺霸权。相持对抗的形势，像《墨子·非攻中》所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秦国虽有实力和它们抗衡，但是偏居西隅，被晋、楚两国利用黄河、崤函及秦岭、少习山挡住出路，无法在中原与列强一争高下。秦终春秋之世，也未能登上盟主的宝座。即使在穆公国势最强的时候，也只能“称霸西戎”，而“不与中国会盟”。华夏各邦多对它不太重视，甚至视其为夷狄。

    铁器的使用推广之后，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江南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逐步取代了北方的重心地位。它带来的政治后果，则是南方出现了能与北方政权长期对抗的社会势力。这是南北对立局面形成的经济背景，而上述趋势的开端即在春秋，楚、吴、越等国依靠以铁器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得以普遍开发利用其领土资源，壮大了国力，才能够与北方的华夏诸强分庭抗礼。

    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时期的强国为什么都兴起于弧形中间地带?平王东迁之初，齐、晋、秦、楚与中原地带的鲁、卫、郑、宋、陈、蔡及周王室的领土规模大致相当，人口、财力亦差别无几，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春秋初年，郑国一度势力最强，郑庄公曾败王师，侵四邻，史称“小霸”，但仅仅是昙花一现。鲁国当时与齐相侔，　童书业　先生曾言鲁国“祗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直至桓公称霸前夕，鲁之国势尚强，不亚于齐”[13]。而鲁后来每下愈况，对齐被动挨打，几无还手之力，勉强靠晋、吴等国支持，才保住社稷不灭。中原地带的诸邦为什么没能走上强盛称霸的发展道路呢?笔者试从地理角度谈几点认识，就正于方家。

    1.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民风与政治的影响
人的精神、意识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实践活动，从而使各地人类群体的心理气质和性格出现复杂多样的种种特点，进而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历史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学者汤因比曾指出，优裕的自然条件和安逸的生活会削弱人们的勇气、智慧，相对艰难的环境则是刺激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14]，“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以后，他们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而在中国，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例如《国语·鲁语)载公甫文伯之母训子曰：“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左传·宣公十二年》亦载晋韩献子曰：“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中原华夏诸侯所居的黄土冲积地带丰衍饶沃，就农业资源方面而言，优于当时的齐、晋、楚、吴等国。但是自然环境的丰厚、优越，有时会对当地居民的性格、心理产生腐化作用，形成各种消极的习性和意识，如前文所论述的鲁、宋居民之保守、俭啬、愚钝和拘谨懦弱，郑、卫、陈地民风的淫逸等等，都不利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而较为艰苦的生存条件，往往会激发、锻炼出当地居民的顽强意志与奋斗精神，促进其成长、强盛。如楚即是一例，从它的族名、国名来看，“楚”字本义为茂林。《说文解字》曰：“楚，丛木。”段玉裁注：“《小雅》传曰：‘楚楚，茨棘貌。’”表现了楚族在建国、创业时茨棘丛生、林木繁茂的恶劣环境，亦反映出其开发的艰辛努力。如子革所言：“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15]但由此培育了楚人勤苦耐劳、奋发图强的风尚。《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王经常以此教诲臣民，将“勤”奉为国箴：“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杜注:“筚路，柴车。蓝缕，敝衣。言此二君勤俭以启土。”与中原各邦相比，弧形中间地带的国民显示出强悍、豁达机敏和勇于进取的优秀气质，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详细论述齐、晋、秦、楚以及吴国民风的共同特点：

    (1)强悍、尚武、勇猛乐战概如《墨子·非攻下》所称：“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齐地情况可见《管子·水地篇》:“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管子·五辅篇》亦称齐国“士民贵武勇”。统治者又加以提倡鼓励，遂使尚武之风大盛。《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曾令国中举荐武勇之人，“有之不告，谓之蔽贤”，并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庄公、景公也搜罗勇士，给予重用。

    晋国情况亦然，时称“晋人，虎狼也”[16]。将士作战勇猛，故彘子曰：“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17]

    秦国士卒也以勇悍闻名，《吴子·料敌》曾言：“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秦穆公亦拥有名为“陷阵”的军队，交战多有胜绩。

    楚和吴越也崇尚武勇，《汉书·地理志》曾言：“　吴粤之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淮南子·兵略训》亦称楚国“卒民勇敢”。楚王躬事戎机，常亲自率师攻伐，“据统计，春秋十六楚君，除霄敖、堵敖、郏敖因幼弱，短祚而无戎事，其　余楚　君皆曾戎马倥偬，冒矢疆场。有些楚君甚至不顾老迈、病孱，辗转征战，最后病死军中”[18]。执政大臣指挥战争失利，常迫于舆论而被处死，如子玉、子反、子上等等。

    从人文地理环境来看，弧形中间地带接近周边的戎狄蛮夷，相互交往较为密切，战争频繁。这个因素使齐、晋等华夏旧邦受到夷狄好战精神渗透，而秦、楚则是接受中原文明熏染的少数民族，保留着本身的尚武传统，所以它们都具有刚勇、强悍性格。另外，因为存在着外患的严重威胁，如不提倡发扬武勇，就会被他人亡国灭种。形势所迫，必须如此，像晋国范文子所言：“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19]楚国也是这样，《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息。”《史记·货殖列传》叙述陇西风俗时，也提到秦民“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室。’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2)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贪而好利，漠视礼教信义，本来是被中原华夏诸侯所斥责、鄙视的夷狄之俗，但弧形中间地带的列国民风也大多染上了同样的色彩。如《管子·水地篇》称：“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游滞而杂,故其民诌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秦之水泔 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言：“夫晋，何厌之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大孙伯亦曰：“晋人无信。”《管子·大匡篇》则称：“楚国之教，巧文以利。”这种习俗、意识虽不合传统道德规范，却表现出上述地区居民对财富、土地、权力的追求欲望；相比中原民风的保守、俭啬、拘谨，前者的进取心愿要强烈得多。在私有制社会里，贪欲曾经是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20]，这个因素也对齐、晋、秦、楚等国的扩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像春秋时期灭国最多、疆域扩展最广的楚国，就把出师略地奉为　历代　君主遵循的基本国策，如不执行将会受到舆论的激烈抨击，“立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21]。楚共王兵败鄢陵，失去霸主地位，死前亦愧疚不安，请求为他加以恶谥，都表现出这方面的影响。

    (3)机智诡巧、通权达变。《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汉书·地理志》：“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又称晋地“君子深思，小人伶 ”。邹阳亦提到各地意识形态的差别，“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知(智)，韩魏时有奇节”[22]。

    由于崇尚功利，为达到政治目的往往不拘于仁义礼教，处事豁达变通。如管仲相齐，常根据民心和形势变化来制订政策法律，像《管子·正世篇》所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晋国为政也是如此，重功利但不讲信义，因此被孔子批评为“谲而不正”。如惠公、文公返国前都得到秦人帮助，并允诺割地答谢，事后却不予落实。《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烛之武说秦伯曰：“夫晋何信之有，　许　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管子·大匡篇》也提到楚国“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

    从这几个国家的民族、社会状况来看，有些原来也是落后的“夷狄”，因为及时吸收中原文化的先进成分，得以发展壮大起来。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齐、晋两国居民虽是华夏民族，但自周初建国以来，其上层建筑便深受当地夷狄制度、风俗的影响。太公初封营丘，“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23]。 晋国初封于唐，“启以夏政，疆以戎索”[24]，采用了戎狄的土地制度，与鲁、卫等国不同。晋国的民族融合也较为显著，像献公、文公曾娶戎女为妻，成公则嫁女与狄人；一些名臣如狐毛、狐偃、赵盾或是戎族，或为戎女所生，这不仅引起语言、风俗方面某些变化，也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原诸邦相对照，弧形中间地带列强的上层建筑领域呈现出一种夷夏混杂状态，它们或是接受了华夏文明的夷狄，或是染上夷狄习性的诸夏，这种情况也是由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夹在中原地带与周边地带之间)所决定的。春秋时期，中原各邦的奴隶制宗法制度已然腐朽没落，而旧的意识形态、政治及法律制度还在阻挠社会的变革；相形之下，弧形中间地带列国所受传统礼教的束缚较少，能够锐意革新，率先推行带有封建内容的改革措施，如齐之“相地而衰征”，晋之“作爰田”、“作州兵”，楚之“书土田”、“量入修赋”等等。而它们身上所保留或渗入的落后民族之野蛮精神，又培养出勇悍、进取和机敏权变的风习，促使其顺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反观周王室及鲁、卫、宋等旧日大国，却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保守、迟缓、拘谨、懦弱，不免在强烈动荡的变革时代里停滞落后，沦为强国的附庸。

    2.自然经济条件
就自然经济条件而言，秦有泾渭平原，“膏壤沃野，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25]。齐、晋、楚、吴虽然在土壤的丰度上不及中原各国，但是其他资源方面却有自己的优势。如齐地近海，有鱼盐通商之利。晋国占据河东盐池，又“多马”[26]。楚是当时铜矿、锡矿的主要产地，另有云梦之饶，盛产各种物资，许多土特产品外销到北方。吴亦能即山铸铜、煮海为盐。而中原列国多是“无山川之饶”[27]、“亡林泽之饶”[28]，也有对其不利的因素。

    3.可向周边夷狄之地扩张
中原华夏各邦的邻国，大多实力接近，如郑、宋、鲁、陈、蔡，相互之间用兵难以取得大的战果。对外围的齐、晋、秦、楚，更是不能抱有开辟疆土的奢望。而弧形中间地带列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有利，它们外对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除了部分戎狄比较强悍，许多邦族是容易对付的。像秦穆公用女色声乐腐化戎王，突袭成功；晋悼公纳魏绛“和戎”之策，以货易土；都是利用智谋获得了许多土地，未费很大气力。

    再者，中原的华夏诸侯彼此间多有宗法、亲缘关系相联，或者背后有大国支持；以它们为用兵对象，往往会有第三国出来介入，甚至导致和另一个强国的交锋。但是和夷狄作战没有上述问题，华夏诸侯对它们的仇视态度是一致的，如管仲所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29]通常没有哪个国家会为夷狄出兵助阵，消灭了它们也不会受到各国舆论的谴责。

    鉴于以上原因，弧形中间地带的列国在向中原地带发展势力暂时受阻或进展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转向周边扩张，占领戎狄蛮夷的土地，以壮大自己国力。顾炎武即强调晋之国土多取自戎狄，见《日知录·晋条》。秦穆公被晋国阻隔，不得东进中原，仍可以开地千里，称霸西戎。楚在鄢陵之战失败后，北上受挫，亦能“抚有蛮夷，奄征南海”[30]。而中原地带各国显然无此便利条件，它们遇到机会，也不遗余力地吞并邻近小国，但毕竟余地不多，范围有限。鲁、宋、郑等起初和弧形中间地带列国实力相差无几，彼此交锋无法取得显著战果，附近又没有很多落后的弱小邦国可以兼并，所以在领土、人口和国力发展上与齐、晋、秦、楚等国逐渐拉开了距离，日益颓弱。

    4.自然防御条件
在地形、水文等自然防御条件上，弧形中间地带列国亦较为有利，它们和中原地带之间多有山川做为屏障，利则出战，败则退守，对方很难攻入其腹心区域。如《盐铁论·险固篇》中桑弘羊所称：“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距秦。”晋国“阻山带河”，“齐抚阿、甄，关荣、历，恃太山，负海河。梁关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贤良文学们虽不同意他的政见，但也承认这些强国具有防御上的地理优势，如“吴有三江五湖之难⋯⋯楚有汝渊、满堂之固⋯⋯秦有陇坻、崤塞(笔者注：战国时获得)⋯⋯晋有河华、九河⋯⋯齐有泰山、巨海”。因此这些国家对外用兵往往有恃无恐，如齐桓公率九国之师伐楚，恫吓楚使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却不以为然，回答说：“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31]晋国则以黄河、太行山为屏障，当时人们即认为这是它强盛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兴者，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前夕狐偃对晋文公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平公也说过:“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32]秦虽未能控制豫西走廊，但亦有黄河以拒晋，有秦岭、商洛以隔楚。这些国家的地理形势利于守险，退可以保国土不失，进则能蚕食邻邦，接以时日，遂愈战愈强，得以傲视诸侯。

    与之相反的是，中原各邦多没有这种天然的优势，如鲁、郑、宋、卫地处平原，车马通行无阻，为四战之地;敌军动辄入境焚掠，兵临城下，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防不胜防。顾栋高曾在《春秋大事表》中谈到上述情况，见《鲁疆域论》:“(鲁)其地平衍，无高山大川为之限隔，无鱼盐之利为饶沃，故终春秋之世，常畏齐而附晋⋯⋯岂特其君臣孱弱，亦其地当走集，以守则不足以固，以攻则不足以取胜也。”《宋疆域论》:“周室棋布诸侯，各有分地，岂无意哉!盖自三监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诛武庚而封微子于宋，岂非惩创当时?武庚国于纣都，有孟门、太行之险，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丘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东都，日后虽子孙自作不靖，无能据险为患哉?”

    弧形中间地带的列国能够在春秋时期崛起争霸，超过鲁、卫、郑等旧日中原望国，地理上的有利条件是其重要原因。司马迁对此了若指掌，故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论道：“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伯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