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已经十分清晰，接下来的7年里，上海该如何安排？今后30年，全球金融中心格局又将如何变化？

    在6月27日于上海举行的第九届国际金融中心论坛上，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分析认为，从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看，“从WTO框架中的金融中心到新型贸易联盟金融中心、从高杠杆型金融中心走向适度杠杆金融中心”将是大势所趋，而“全球金融格局将出现新的挑战——新贸易战略代替金融战略”。

    据悉，论坛由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主办，国际金融报、上海泉州商会、和讯网等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国内金融试点城市的金融办负责人，共同探讨了全球15个金融中心的转型策略，以及中国国内各大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和未来规划。

    在分析全球贸易战的影响时，陆红军认为，全球贸易战对金融的影响，之前是被中国政界、学界和业界都低估的，WTO框架下的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受到了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挑战。“北美群落代表的TPP太平洋战略，欧洲群落代表的TTI大西洋战略，亚洲群落代表的EPA日欧联盟战略，都由美国主导，而且都不包含中国在内，中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身处游离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之外的贸易格局。”

    贸易战可能将重新塑造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陆红军分析，“国际贸易格局的角力也会带来高风险，为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带来隐患，而且每次危机都不具有相同性。未来新兴市场的危机将与新贸易格局的角力相关，而这一角力的核心是重新调整全球贸易关系与格局，由此必将带来新一轮全球金融中心的重组。”

    因此，上海也要抓住贸易新版图的重要时机。目前亚洲出现几个相互竞争的一体化进程并存的局面，即中日韩自贸区、东盟10+3、东盟10+6或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TPP等。“上海作为具有成长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最具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的基础，在增加国际联盟的基础上还要在国内有所突破。”陆红军认为除了贸易本身，更要在贸易基础上加强发展新要素市场，包括新型贸易关系的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价值链金融市场等。

    然而，面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乏力，外贸、内需疲软，新兴市场的金融中心有什么机会呢？

    世界银行最近警示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三大外部风险，即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利率、信贷与增长的影响，日本量化宽松带来的资本流动风险，大宗商品叠加速度超过预期等。

    对此，陆红军认为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不是新兴市场本身的变革，而是全球金融关系重组的前兆，“新兴市场危机不是重演东南亚危机，而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关系重组的前兆。”他进一步强调了在危机背后，新兴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在全球投资中的比重将增加两倍。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全球投资就将由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到了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会占到全球制造业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

    对于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国际货币基金原高级经济学家黄海洲也表达了对新兴市场的信心，他打趣道，“美国将更美，欧洲继续殴（内部不统一），金砖要添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