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前的户籍改革依旧需要急行军。

　　徐绍史表示，接下来将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改革的核心是什么？突破口又在哪里？

　　改革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

　　尹中卿认为，在户籍这一张纸上依附了很多东西。它虽然是居住证明或者是身份证明，但附属了很多，如子女入学、就业服务、医疗保障、文化建设、住房等公共服务。甚至在北京，户籍还可以限制购房与买车。

　　对于当前的户籍改革，尹中卿表示，现在一些地区已经放开了县城和中心镇的落户限制，但是去的人并不多，对真正推进人的城镇化，尤其是对1.6亿到其他地方务工的人来说，吸引力也不会太大。今后需要放开中等城市甚至是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这样才能对承接农业转移更有吸引力。

　　尹中卿表示，户籍本身就是登记人口的一个方法，关键是要改革依附于户籍背后的福利。放开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限制之后，还需要革除一些弊端。最主要的是要先解决依附在户籍上面的公共服务，如就业、报酬、医疗、入学等。逐步把公共服务覆盖到城市户口居民和没有城市户口但是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亦表示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着社会福利、公共服务。

　　王一鸣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中小城市现在放开限制，但是没有人去。大城市却不敢放开，比如北京现在在不放开户籍限制的情况下，每年依旧有50万人进来。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是以大管小体制，它的行政管理体系跟城市等级是契合在一起的，越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的集聚能力就越强。优质的资源一定是在最高等级的城市，这就造成人们都愿意往大城市去，去分享最优质的资源。

　　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万事总有开头处，作为复杂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被依附众多福利的户籍制度，其该如何改起？

　　尹中卿认为，首先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现在有一些地方得到城市或城镇户籍的方式是让农村人口用承包地换城市户口，用宅基地和房子换保障。但这个方式在很多地方反响并不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些权利在进入城市之后却不好处理。

　　“能够让农村人口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完成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转让，换成一部分资金，成为进城的资本，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尹中卿表示。

　　此外，尹中卿认为，在转移支付上，之前的政策是涉及到人的，有户籍人口才给配备教师、医生等人员，由国家拨付这笔钱。今后，我们的转移支付要按照常住人口，不管有没有户籍都有权接受转移支付，包括农民工进城之后交通、住房所需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的改革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保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在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的进程中，除了开放城市落户限制，也要注意农村户籍制度的调整。

　　“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留不住？因为他们在农村有那一亩三分地和宅基地，城市政府就理直气壮地不管进城农民，不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在樊纲看来，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城市和农村同步进行。“农民工的房子、子女教育和未来养老都跟家里的土地连着，所以我们在进行户籍改革时，农村和城市必须要同步，才能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

　　王一鸣建议，目前，城镇化问题中突出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建议人口与土地进行挂钩，即占多少土地就必须解决多少人市民化的问题，让人与土地的城镇化协调起来。

　　难题 2

　　新型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

　　如何避免城镇化建设中的唯GDP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山山 王辰越 | 北京报道

　　徐绍史的报告指出，人口城镇化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推动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

　　专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推进绝不是圈地造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城镇化是给农民市民化雪中送炭。

　　这就意味着借城镇化来大建基础设施，拉高GDP的路径需要摒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的城镇化是靠政府主导的。对政府的政绩考核相当于高考分数，对于政府的官员来说，他的指挥棒就是GDP的考核。因为如此，很多政府就把它的精力放在抓项目、建新区开发区、建高楼、修大马路、建广场等上面，像抓GDP一样抓城市建设。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为了大力响应城镇化建设，很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唯GDP是从”的怪圈。为了追求高GDP的政绩，不惜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从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切身体会，这样的城镇化，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短时期经济繁荣的假象，没有可持续性。

　　尹中卿表示，这一次提出了建设新型的城镇化，也就是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老城镇化的问题。

　　尹中卿建议，在考核上，不仅要考核名义城镇化率，还要看这个地方的非农人口比重，例如这个地方农业转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公共服务覆盖的人口比重、社会保障覆盖的人口比重以及城镇建成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民工收入占整个职工收入的比重等。用这些综合性的手段来考核地方政府，引导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真正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上转型。

　　“不是一味地去追求建楼，追求开发区。要从制度上从考核指标上解决，只要认真是可以解决的。”尹中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