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向记者表示，“要破解‘唯GDP是从’的观念，首要问题是要改变国家在评价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除了GDP考核外，加入更多的考核项目，比如，考察地方用水干不干净、环境质量达不达标。甚至可以在环境达标的情况下，降低对GDP的要求。同时，各地也需要加强领导的培养，给他们灌输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能只在短期自己在的时候一味地追求GDP，不管身后事。”

　　经济学家纵论城镇化

　　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李稻葵：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樊纲：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王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 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