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

　　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如何科学地发挥作用，不被误读与异化，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审视与担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全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增加决策透明度，增加社会的参与度。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镇化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是城镇化比较容易被误解、被误操作，因而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区性的规划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到地区层面，再到每个社区，都有规划委员会。城镇化不是说完全放开让市场来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国家层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划，然后让各个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城镇化发展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城镇化需要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财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体操作时应该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这个问题说实在的非常复杂，但是也可以高度简化，就是让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方面摸索办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规划，比如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规划。地方的发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载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两千万人口，然后反过来让国家给建一个饮水工程，那就成了国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当人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投资建设等，今后这些问题应如何避免？怎样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认识上在变化，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光有土地、厂房不行，人才不进来，投资不进来，城市发展不起来；此外，经济格局也在变化，现在出现了蓝领工人相对短缺。各个地方的经济掌门人都意识到要竞争劳动力了，而不是竞争投资、竞争土地，是要想办法把劳动力给吸引过来，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户籍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计算过，如果要将现有1.6亿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付出成本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担呢？

　　李稻葵：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误区，一谈到公共项目投资，马上想到财政税收的投入，其实很多的公共产品完全可以由民营资本来提供。举个例子，纽约市的垃圾处理不是政府主导来做，而是政府招标，由私营企业来做。通过这种方式把本来政府需要花很多钱去处理的垃圾回收这件事变成了反而有一定的财政收入的项目。

　　要开动脑筋，把很多所谓的公共产品化解成“准公共产品”甚至“私有产品”，来动员民间资金投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如果只是让原来城市中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不叫城镇化，那只能算是城市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砚青 | 北京报道

　　城镇化≠城市发展

　　在樊纲看来，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更应该强调人的问题。“什么叫新型城镇化？它就是更重视人的问题。本质上是把那些非城市人转化为城市人的过程。如果只是让原来城市中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不叫城市化，那只能算是城市发展。”

　　曾经有人用“乘电梯心理”来形容不同人面对城镇化时的不同心态。电梯是高层建筑的公共服务工具，理论上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先上了电梯的人一定不希望更多的人进入电梯。因为人越多越会增加拥挤度和楼层停靠次数。

　　要解决“乘电梯心理”，樊纲认为，除了城市人要改变自身心态之外，政府也要创造出一个大家各得其所的环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进程，各个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最终都进入城市工作。在发达国家，农民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3%，而我们国家的农民却占到了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四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媒体要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本身也要跟上。”

　　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包容外来者的制度环境，为外来者提供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

　　樊纲对记者表示：“这里的安居乐业，不是说马上让外来者住进高楼大厦，而是让他们在城市中可以享受到与其收入相匹配的生存条件。

　　“现在有很多城市都忙着拆除城中村和城边村，其实我倒认为，城中村和城边村是应该保留的。”在樊纲看来，这些地方对于富裕阶层来讲可能环境稍差，但是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那些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过渡住所。

　　“随着未来收入增长，他们可以租到甚至买到更好的房子，逐步调整过渡。如果你把这些城中村全都拆掉，让这些人无处可住，他们必然会越住越远，甚至无法再进城打工。”樊纲指出，政府应该统筹考虑，要学会用新眼光审视问题。

　　城镇化要顺应经济规律

　　谈到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定位，樊纲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对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区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分析现状后再作决策，盲目投入建设只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城市和地区要认清自己有没有实现就业增长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地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不适合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该把人都送到别的地方去就业。如果硬要在这里搞大城市建设，建高楼大厦，最后只会把城市变成鬼城，贷款还不上，最终导致金融泡沫出现。”

　　樊纲表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会随着自然经济的规律而变化。那些有经济发展潜力、能够实现创业、创造税收的地区，将来的人口一定会有增长，这个城市一定会逐步做大。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

　　“现在每一级具有行政权力的政府都想把自己搞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这个地区真的有这个增长潜力吗？真的能还得起这个债吗？”樊纲认为，中国的很多城市或地区如果定位准确，完全可以把自己建成一个精品小城。“虽然现在看起来你这里的人口少了，但是只要建设得好，收入也会提高。尤其对于人均收入来说，分子变大，分母变小，照样会把外面的人吸引过来。”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砚青 | 北京报道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据徐绍史介绍，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然而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看来，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资源倾斜严重的情况下，年均提高1.36%的城镇化率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

　　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城镇化将不可持续

　　“很多人认为过去这30年，我们既然平均每年都可以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2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就可以到70%。这种计算，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实际是不科学、不现实的。”王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

　　“我们按照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计算，按照中现在的人口状况，每年1%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进城，那么20年后就意味着国至少要有将近3亿人进入城市。”然而王丰特别强调，以我们现在农村的人口情况来看，未来20年根本不可能再有3亿劳动力进城。

　　“现在的农村人口中，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年轻劳动力已经不足30%，而且计划生育的执行也让现在和未来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国家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大约在1600万，未来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自己以为的每年1400万人口进城。所以说这种以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城镇化率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我们国家城市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5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5%。我们的城市里有2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把这些人集中到城市里，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长远的安置。”王丰说。

　　在他看来，政府关于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的户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户口本身没有意义，大家之所以看重户口，是因为看重户口背后的那些福利。”

　　“对流动人口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住房、就业、医疗、养老和子女上学。”在王丰看来，虽然子女上学的问题现在政府正在慢慢解决，但是养老和医疗的问题处理起来会非常棘手。“因为这个牵扯到该谁付钱的问题。”王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现在没有全国统一的养老和医疗制度，而且我们现在给流动人口所提供的养老和医疗水平很低。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到户籍人口的档次，那么这个钱该由谁来出？”

　　资源倾斜的城镇化难以为继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用地增速飞快，但是这个数字也是不可持续的。”王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2000年和2010年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我们国家的人口只增加了不到6%，但这10年间，北京市增加了42%的人口。“为什么北京的人口在10年内增长了这么多？因为我们最好的资源、各种的补助都在这里。但是这种摊大饼的形式却造成了北京现在的水质、交通和空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