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五章 在莺歌海抱个金娃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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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处长”，祖志元突然抬起一直低着的头，看着对钟文彦，说话的声音也比刚才大了许多，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考虑了很久，“您能不能跟领导说说，换人来负责钻井平台的工程?”
钟文彦心里一惊：从来没有人这么明白地公开抵制组织的安排，尤其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做是十分冒险的，祖志元能这么做，除非他认为跟着钟文彦造平台比反抗组织安排风险还大。
钟文彦没有显露出吃惊的神情，他试着问：“你能告诉我具体的原因吗?”
“钟处长，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我就跟您说了吧。”祖志元打开了话匣子。
“我家庭的成分比较高。我的父母在肃反、反右的几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了，我自己能上下来大学就十分不易。而且……不瞒您说，我大学处了个对象，本来都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她了解到我家庭的情况，经不住朋友劝告，就离我而去了。”
“哦!那你走到现在真挺不容易的。”
“组织上派我负责建造钻井平台，您也看到了，我是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的，之前没接触过海上的工程的设计、建造。这段时间苏联的专家都撤走了，我们也找不到可供借鉴的样板。见您以前，我联系了我的老师。他是一位老教授，他给我的明确答复是‘做不了’。我上学的时候，他就对我比较关心、了解，我知道，他也是为我的前途着想。可能别人做砸了问题不大，我做砸可能就不一样了。”
钟文彦听罢，沉思了一会儿。他对祖志元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是这么看的：首先，组织上为什么派你来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我觉得一来是我们没有人专业完全对口，而你的专业与我们造钻井平台最为类似?造船、造桥、造建筑、造平台，原理有时想通的嘛!二来，我看组织上跟你亚这个单子，也可能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如果你‘临阵脱逃’了，说不定影响更不好。”钟文彦又沉吟片刻：“刚才是我作为一个朋友帮你分析的，现在我代表组织跟你说三句话：这件事你来干。只要你尽力，死了人也不找你。干革命，哪有不付出代价的?你考虑考虑吧。”从表面来看，钟文彦这三句话好像“赶鸭上架”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钟文彦为此做了深思熟虑：——第一句话是交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指引下，如果负责人人心动摇，是会出乱子的，因此这句话必须出现。第二句话是卸包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这句来自上级党组织的话无疑成了“免死金牌”，让祖志元甩开膀子干。第三句话则强调了建造平台工作的革命性。二十多岁的祖志元听到这几句，无异于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思想包袱，被钟文彦两三句话就化解了，钟文彦展示出了一位领导和兄长的担当。他当即决定，收回自己想离开的想法，踏踏实实地研究如何造平台。
听到祖志元的表态，钟文彦也开心极了。他用了两天时间，将自己六年来所总结的莺歌海海域勘探所得精华，都“恶补”给祖志元。他最后说：“勘探部门确定的打井处，水深、井位、井深、岩性都密切影响着你的钻井工程设计。了解了勘探的原理，一定会对开发有所裨益。在海上打井与在陆上打井最大的不同就是那层海水，而难点也恰恰是在这里——如何将井架固定在海床上?如何克服海上随时可能的台风等自然灾害?如何解决人在有限的面积上工作的问题?如何做后勤保障?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你要向有经验的渔民、钻井工、勘探专家、海军等一切人请教。”
他的话，祖志元听进去了。
1963年的一天傍晚，在莺歌海镇的一间厂房里，昏暗的灯光照着会议桌旁十几位来自各行业的人士。这样的会议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了。
“今天我们来开一个‘诸葛亮会’。请同志们帮我们出出主意，看到底选用哪种方法在海上打井?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祖志元首先发言，虚心地听取着各方的意见。
一位年龄较大的勘探专家被大家推举首先发言。“我之前对你们的想法做了了解。我提一个看法：我们目前需要设立钻井平台的地方，水深16米，这不太深嘛。我们就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办法，在那里建一个人工岛——可以从陆上运大石头，也可以把一艘废旧的轮船沉在那里，然后再在这片突出海面的陆地上钻井，不就和在陆地上钻井是一样的了吗?”
他的话音刚落，就收到了一些渔民的反对：“我们对那片海域太了解了，下面的暗涌，多大的石头也能被冲跑，而且退一步说，这里建成了人工岛，也会对周围浪涌情况造成影响，形成一些漩涡，我们的人在上面工作期间，这些都是隐患啊!”
“渔民兄弟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祖志元问他们。
“你们能不能在海底打几个桩?我们像修栈桥一样在上面搭起一个平台，你们就能在上面设钻机打油了嘛。”
“你们的想法好是好，但我们打的是探井，这里打不到油，可能还要换个地方打，桩子插下去就很难拔出。咱们现在物资这么紧缺，还是选能移动的方案比较划算。”
“能移动?我们有轮船啊!”一名海军干部说，“你们做地震勘探就借用了我们的炮艇，搞开发、打井，也能借我们的船嘛。”
“您有所不知，轮船在我们定好的海域抛锚，确实可以在上面安装钻机打油。但是我们之前打‘英冲井’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方面教训——一来船浮在海面还是不够稳定，二来机器必须架设在船体边缘，作业安全得不到保障，对船保持平衡也不太有利，抗台风的能力也比较弱。”有了之前不太成功的案例，祖志元的否定比较干脆。
“我们能不能造出让它是船它就是船，让它沉底他就沉底，而且还能在中间安装钻机的钻井平台呢?”祖志元向各位专家求助。
会场一位来自打捞局的同志说：“我们那里有一种浮筒，浮筒上有阀门，把注水阀门打开，水就可以流入，它就沉到海底，把出水阀门打开，在抽水泵的作用下，水流可以流出，浮筒中注入空气，它又可以浮上来。”
这个事物引发了众人的关注。祖志元也非常感兴趣。听到“浮筒”这两个字，他觉得，建钻井平台的突破口找到了。
浮筒要多大一个?设置几个浮筒是最科学的?究竟怎么让浮筒和钻机结合起来?在后续的课程中，一个接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供讨论。
数不清又经过了多少次的论证，以上问题被一一解答，钻井平台的雏形开始展现出来——22。5米高的钻台架设在钢梁结构连接的平台上，平台两侧架设着两个直径为7米的排水500吨特制浮筒，整体结构重达370吨。
1963年11月，绘有这套装置的设计草图，连同几套其他的方案，被祖志元带到了北京石油部领导的办公桌上。“采用浮筒打井!”领导会同专家协商后一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海的台风季始于3月，要抢在第一场台风前让钻井平台下井，祖志元要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主持完成全部设计、建造、拖航、安装、调试、打井工作。只能“特事特办”，边设计、边施工，调试打井一起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那个有几分暖意的广州的冬天，在钟文彦的协调、安排下，祖志元一边和其他一批科学家、工程师一起，团坐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夜以继日地作分析、绘图纸;一边又时常来到广州造船厂、榆林港，监督平台建造适宜。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让祖志元难忘：
浮筒上的钻井平台有一个“大名”，叫“沉垫式钻井船及辅助工作船系统”，顾名思义，它的构造分为两部分，不仅有平台，而且有辅助工作船。这艘船的设备安装，是在海军的榆林港口完成的。安装工作设备在船上免不了要焊接，焊接免不了要发电。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为了找到连接柴油机和发电机之间的皮带轮，工人们跑遍了海南岛，只在罗东县盐场修理车间发现了型号匹配的两只皮带轮。可是如果卸下这两只轮子，整个车间就面临停产。厂长面对犯难的修船工人，立即下命令：“停工、卸轮!”他说：“你们拿走吧，我们另想办法。”
11月的海南太阳依然是毒辣辣的。来自北方的修船工人们时常把自己的衬衣换成背心，有时甚至光着脊梁干半天。晚上睡觉时，他们感觉背上火辣辣地疼，打开灯一看，尽管已到冬季，他们的背上还是红了一大片，像换季的蛇般正在蜕着皮。
陈郁省长亲自下令，华南最大的造船厂广州造船厂来负责平台的制造。在平台制造过程中，陈省长来到广州造船厂。他对厂长说：“一切生产为我们造平台让步!材料、人员力量首先保证造平台供应!”陈郁看到祖志元非常年轻就成了项目的负责同志，担心造船厂的同志们可能会不服，他指着祖志元对造船厂领导说：“他是‘南海一号’，我们都听他的。”此言既出，祖志元在船厂有任何施工方面的意见，都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祖志元在巡视中惊喜地发现，一些设计不够完善的地方，在建造中被修正了——船艏，图纸上只有大尺寸要求、尺寸控制，细部都被造船厂重新精心设计;由于工期紧，没有要求倾斜实验，造船厂主动运作了这项实验。祖志元知道，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边设计、边制造一定有许多变数，对施工带来阻碍。但是，工人们硬是昼夜赶工，在57天时间里就将宽17米，高22。5米的平台造了出来!
平台造好后的拖航问题同样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打捞局的领导、技术人员、船长进行了多次的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作了预案，决定平台由当时华南最大马力(1200马力)的“航工一号”主拖，把有三十余年拖航经验的老船长请来“压阵”，还将“英冲一井”曾经用到的方驳船挂在平台后方，方驳船上配备了抢险设备和人员。航线则选择风平浪静的南海西路。于是，壮观的景象在我国南中国海出现：一艘巨大的拖轮，拖着同样巨大的浮筒平台及方驳船，于1964年1月24日从广州起航，经琼州海峡，过北部湾，经过504海里的航行，于2月2日到达莺歌海井场，在我国南海的版图上画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平台还在制造的时候，从四川调集而来的钻井队就在莺歌海上开始了“海上练兵”——工人们在渔船上前俯后仰地摇摆，称为“顶头浪”;左倾右斜地摆动，叫“横浪”，又旋转着摇摆，叫“斜浪”，三种浪交错进行，很快有人受不了，吐得稀里哗啦。
平台运抵莺歌海海域3号油气苗所在的井位，所有人都期待着它的第一次注水沉底一切顺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人们早早地乘坐辅助工作船来到浮筒钻井平台旁，像迎接盛大的节日般，观看浮筒下水的过程。两个浮筒的各15个入水阀门被同时打开，史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一座500吨级排水量的浮筒的快速下沉，另一座却浮与海面，整个钻井平台历经了从未有过的倾斜角度!“我们从来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况，没有测算过这个倾斜角度下平台会不会垮塌或沉没!”在一旁“坐阵”的祖志元心中暗想，他的脸“刷”地白了，手心中全是汗。而在祖志元身旁的钟文彦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平台此时垮了，不仅是国家的损失，而且无数人曾为之奋斗的海洋石油发展的大好局面将毁于一旦。他从辅助工作船一个健步跨上浮起的浮筒，试图用自己的体重让浮筒下沉得快一些。看到钟文彦这样做了，祖志元和不少工人都跳了过去。人相对于这么大的平台，力量着实微不足道。或许因为海水并不深，另一个浮筒很快注进了水，平台安全坐底。
祖志元没有因为这次侥幸成功而放弃了对技术的改进。他反复寻找了原因，发现理论可行、实际发生危险的原因是浮筒上支撑柱的直径过小，导致了两边浮筒不平衡——他抓紧时间，根据实际操作的情况，在理论值和实际制造值之间增加了“可变系数”。“可变系数”的提出，是对我国海洋石油平台的建造工程理论的一次贡献。
祖志元痛苦地发现，自己对南海的力量预估不足，导致的麻烦接踵而来。平台坐底后，当然要抓紧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首先安装的是平台伸出的一根滚梯，其上附着与辅助工作船之间连接的钩子。工人们在上下平台时，需要先架设滚梯，再从辅助工作船顺着滚梯走到浮筒平台上。不过，海上的风浪超过了祖志元的想象，滚梯不久就不堪海风，断在海中。而刚性的滚梯换成软梯后，不久也付诸海流。于是，工人们再上下平台，只能观察浪起浪伏的时机，从平台跳上辅助工作船，或从辅助工作船跳上平台，成为“海中跳人”，时机掌握不好，就会坠落甲板，甚至会葬身海底。
祖志元还发现，由于不了解海潮对海床的平复作用，误认为海底凹凸不平，会对平台座底作业后保持水平造成影响。于是，他让身穿潜水服的潜水员到近15米深的海底去平整150平方米的海床，而且在海底铺设了铁轨。这两个动作都是‘画蛇添足’，造成了大量开销和宝贵时机的浪费——海底相当平整，平台下沉就位后，经过自重压载，完全经得起水平仪的测量。
对于第一次造平台的祖志元来说，平台的安全让他的精神时刻紧绷。为了避免平台“随波逐流”、错过打井的标准位置，祖志元除了平整海底，又为平台在四周布了八张锚，还在辅助工作船上放了很多废铁作为配重。但这些措施是否发挥效用?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在平台坐底后那个晚上，祖志元做了一个噩梦：台风突然袭来，大海变得乌黑，平台左摇右晃，一个闪电劈来，井架随之断成几截、坠落滔滔巨浪之中。平台上的工人奔走呼号，他们的喊叫声却被浪声、雨声、雷声淹没，目睹这一切的祖志元大喊：“平台要塌了!”随即惊醒，发现这只是一个梦，然而自己已经坐起，背上也湿透了。此后，祖志元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祖志元就陪同路上测井位的同志一起来到海边，测算平台是否发生了位移。“报告!平台移动了!”祖志元听到这话，又是一惊!难道噩梦真的要应验?这么庞大的平台在海中如此不堪一击?他立即请潜水员在浮筒四周固定了多根钢筋。之后他才知道，当时测算出的平台位移是由于岸上器材灵敏度不足造成的误差。
或许是老天有眼，在平台安装钻具的几天，海风、海浪都很平静，安装过程一帆风顺。拔杆，就是我们常常看见建筑工地上的吊机的“脚”。在陆地上架设拔杆，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供其移动，而在窄小的平台上用拔杆安装井架，无异于让数吨重的拔杆走钢丝，稍有差池，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祖志元等人的妥善安排下，第一个井架被稳稳地架设在了钻井平台中央。
1964年3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晴空万里，蓝天如洗，与大海连为一体。在离岸4公里，水深14。56米的“海一井”井位上，架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面五星红旗在高达20余米的钻机顶端飘扬。来自四川石油局的1011钻井队正式执掌瑞典B-3式钻机(这种钻机是当年最为先进的，能钻进1000米)。大家鸣放鞭炮、祭拜了给我们提供石油乳汁的大海母亲，随后，转盘缓缓转动，工人把一根根钻杆连接起来，渐渐钻进海床下的地层——中国石油人正式宣布：我们向海洋要石油来了!
这一刻的来临，背后是钟文彦、祖志元、宋家胜、陈郁、斯纳尔斯基、张权……无数石油人的努力和奋斗换来的。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余秋里、康世恩……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成就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