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澳大利亚新任外长毕晓普。（资料图）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昨日正式访华。此前，他就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过严重抗议，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也出面力挺毕晓普。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和外长均“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言论不会影响到中澳经贸关系和自贸谈判。这就反映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对其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不能转化为其对中国的外交与政治信任。中国长期且普遍面临的这种困局，深刻反映出中国对外战略需要重新进行深刻思考和转型。

    与中国的外交、政治、领土领海安全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并不会影响到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利益。这类战略思维存在的原因有三：一是认为经贸关系是互利互惠性质的“中国获益论”。二是“中国依赖论”，一些发达国家自认为“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日本国内最近流行的“中国对日技术需求说”，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三是“中国竞争论”乃至“剥削论”。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和挤压，抢占了本国的市场和就业机会。

    从当前世界不同国家对外战略的策略手段内涵来看，可将之归纳为“以德服人”和“以利服人”两种基本形式。“以德服人”的对外战略表现为依靠自己国家的制度、社会、文化以及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吸引别国对自己的战略支持，“以利服人”表述的则是以商业交换的性质即经济利益作为交换筹码来换得别国对自身的战略支持。当然，从理论层面讲，“以德服人”的层次更高，“以利服人”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主义特性。然而，真实的世界格局并不是以这种简单或理想境界的思维逻辑来催动的，不同国家之间激烈的经济发展竞争格局，往往使得“以德服人”对外战略的美好外衣下包含着不同国家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诉求。

    在当前国际经济利益竞争的格局下，仅仅试图通过依靠壮大“以德服人”的对外战略已经不能够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战略。毫不讳言，从短期看，在经济利益仍然是美日等国对华遏制和包围战略根本目的的情形下，“以利看人”、“以利定人”、“以利服人”就成为中国当前对外战略的重心所在。在未来5年内，中国需要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以及国内继续快速扩张的市场容量，就是中国“以利服人”的最大筹码。

    具体的行动策略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首先，针对类似安倍政府对抗中国的行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坚决对其实施“政抗经抗”的战略。如果日本不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战略，必须将日本经济排除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市场之外。其次，针对类似澳大利亚总理和外长的行为，我们有必要对其实施“政冷经凉”的策略，促使其认识到美日澳同盟不能伤害到中国的根本利益。最后，针对和中国有根本性竞合关系的美国而言，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对美国的市场开放和双方贸易与投资体系的深化，继续强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应该让美国的汽车代替日本的汽车更多地跑在中国开放的大街上。(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