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 第九章 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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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岛的硝烟还未散去，康世恩决定加紧购买国外设备的脚步——钟文彦跟他汇报了自己与儿子在战后的一段对话。
钟文彦在1974年年中举行的西沙海战表彰大会上，终于与自己的儿子再次会面了。这时的钟海生的失聪经过医治已经大有好转。钟文彦看到孩子长高了，也成熟多了。父子相见，海生的一句话让钟文彦的心中一阵悸动：“爸，你们啥时候能在我们西沙岛礁旁边的海里打油井呢?”钟文彦答不上来。他只好问：“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海生的眼神变得坚定：“我们牺牲了几十名战友，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其实不只是几个岛屿本身，更重要的是岛屿周围千万倍于它们面积的海域。如果我们以后守着岛屿，却看到海上是越南、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尼西亚的钻井，那我们战友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息的!”钟文彦在康世恩接见获表彰代表的时候，向部长转告了这句话。
康世恩的内心被震动了：是啊!在南海更深处打井，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利器。自己研究?等研究出来，恐怕周边的国家的钻井已经在我们九段线以内遍地开花了。国家已经做出了购买设备的决定，一定要让坚船利剑来得快些，更快些!
1975年秋天，张权受命开始监造、验收我国第一艘钻井船“南海1号”。这是一艘自升式钻井船。张权拿到图纸的时候，怎么看它也不像一条船：有三个120米高的桩腿上，一个平平的平台被架在上面，分不出哪是船头、哪是船尾。更奇怪的是，它没有航行的能力，到哪里都要拖轮来拖着走，却有“爬高降低”的能力，平台能沿着三条腿上下移动……就是这个“怪物”，在海里能打出油来呢!张权在日本、法国、加拿大都看到过它的“神威”。将这种怪船拖到井位所在的海域，让三条“腿儿”稳稳地扎入海底，随后上面的平台升起来，钻台从这个平台一侧伸出去，再伸下钻杆和钻头，精确地找到大地的“动脉”扎下去，石油就像大地的血液一般，喷薄而出。
如果是打探井，这样的作业就完全满足了需要;如果是打生产井，钻杆、钻头在预先设好的井槽里下钻，打好井以后移开钻井船，再直接把钢管搭成的“导管架”架上，原油就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
这样先进的设备，与我们的冲击钻打井、浮筒打井相比，不啻于“鸟枪换炮”。但是，在百废待兴的七十年代，它却只能由外国设计、外国建造，耗费数千万美元。为了让国家每一分钱都最大限度的利用，张权在谈合同的时候就“锱铢必较”，现在要监造了，他决定更加认真负责。
“南海1号”在新加坡建造时，中国与新加坡尚未建交。出发前，康世恩专门对张权等监造人员开了一次会，康世恩说道：“你们的行动是保密的，要遵守纪律，不准给家里打电话。除了船厂外，最好不要和外界接触。遇到海峡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要针锋相对地与他们斗争。”
出发的时候，为了便宜，张权购买的是从香港转机的机票。在香港机场要逗留五六个小时。他出发前到燃化部领取路费时，财务处的同志说，按国际惯例，飞机上提供餐饮，转机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免费就餐，因此就不提供更多餐费了。张权到达香港机场，才发现只有乘同一航空公司的客机中转时，航空公司才免费提供餐饮服务。他的换乘恰恰是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机场吃饭是要付费的。这顿饭非常贵!为了省钱，张权在机场饿了几个小时，到了飞机上，又只能用平时吃不惯的半生不熟的牛肉，全生的白菜、洋葱和冰冷的饮料果腹。
到了新加坡，承担建造平台的厂家罗宾船厂总经理罗新权接待了张权等负责监造的同志们。欢迎宴会在当地一家中餐厅举行。一路舟车劳顿、饥肠辘辘的张权看到可口的饭菜，默默地咽了咽口水。可是，当他拿起勺子准备开动时，他停住了——勺子上赫然印着“madeinTaiwan”康部长的话在他的耳畔响起：“遇到海峡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要针锋相对地与他们斗争。”他举起酒杯，用这只勺子敲了敲，正在觥筹交错的宾主静了下来。张权一字一顿：“罗先生，感谢您的盛情款待。不过，我们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贵国的。用台湾地区生产的餐具恐怕不合适吧。”罗新泉赶忙道歉，让餐厅更换了其他餐具，同时，他悄悄告诉正在准备酒水的餐厅服务员：“把花雕酒换成五粮液吧。”
安顿好后，罗宾船厂造船开始，张权则同期进行清理和阅看图纸和资料的工作。一箱箱写满洋文的图纸和资料就像一座座大山横在他的面前。自升式钻井船结构非常复杂，如何做到配件购买既能满足钻井需要，又不滥买造成浪费?张权先要克服外语关，又要克服专业关。选最便宜的公寓租住，做最简单的饭菜吃。张权的办公桌前贴着这样两句话：“务必把每套设备、每个部件摸熟摸透。对国家负责。”。冬天，正是新加坡的旅游旺季，罗经理邀请张权去距离住处很近的圣淘沙公园观光，张权婉言谢绝了。
新加坡的物价很贵，尤其是食品，唯有牛肉、鸡肉略便宜。张权就每天吃这两种食物，以至后来一见它们就反胃。
1976年1月8日。新加坡天气阴冷。张权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这几乎是他了解国内消息的唯一途径。突然，一段哀乐传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总理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顿时，张权懵了——周总理，他怎么会离去呢?怎么来得这么突然呢?他想到，两国还没有建交，自己可能是在新加坡的代表国家政府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虽然有纪律，但发生了这样的大事，自己有必要出面了。张权联合了在新加坡的华人，搭建了灵棚，接受新加坡社会各界的吊唁。
张权没有想到，这一年竟发生了这么多称得上时代剧变的事情：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大地震。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主席去世;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而发生着一切的时候，他都在又近又远的新加坡，遥望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