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联大社群

    北大、清华、南开虽各有特色，要而言之，三校皆以学术自由、议事依照民主原则与程序闻名全国。战时的西南联大把三校的优良传统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按：工业革命以前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城市面积，因缺乏动力的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很大。即以公元1300年左右英国首都伦敦而言，城区的总面积不过是330英亩，即半方英里零10英亩，尚不足一方公里；其他一般城市市区之小可以想见。 1日常活动的范围取决于160年代我曾对我国中古都会设计发生兴趣，发现北魏洛阳及唐代长安城垣面积之大为人类史上所仅见；拙文序论中曾涉及西欧及近东历史名城面积。请参阅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编辑部，1965）；及Ping·ti Ho，“Lo·yang，A，D. 495—534：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al.26：1965—1966，pp.52—101，特别是页51—52。

    为本章读者参考，北平清华大学原来校园面积为960华亩，约合160英亩，略不足公元1300年伦敦的1/4；抗战前清华面积扩充到1200市亩。我们当时日常活动范围大概不超过清华园原来面积之半。关于抗战前清华校区面积，可参考赵赓飏同书页112。数字不包括后来划归清华的5000余亩圆明园故址土地。

    每人两条腿的速度与耐力。战时的广义联大区域当然更是如此。

    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迄大西门，而倾斜橫贯东西的文林街是日常生活的大动脉。街上商店、饭馆、茶馆、书店林立。街南坡巷尤多，人口密集，府甬道晨间菜市供应充足。清华办事处所在的西仓坡地点最为适中而又宽敞。与西城垣北端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黄弱电光之下夜夜客满，弥补了图书馆座位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事实。实际上，生活空间紧缩之中有扩散：自始联大工学院（原清华工学院加南开的化工）就安置在昆明东南城角外拓东路迤西等会馆；清华理工农方面的几个研究所设在北郊的大普集，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呈贡；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龙头村。由于日本疯狂的空袭，不少教授都在郊外（尤其是东郊）安家，平时住乡下，有课才进城。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迁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在后者心目中教授仍是高不可攀的。 1但是，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 2

    1抗战前大学教授与学生间的“鸿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南京中央大学：“那样的学风，教授高高在上，除了上课，学生与老师没有接谈的机会。”见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北，第6卷第5期，1969），页6。所谓的“三杰”另有中大的张歆海和清华的吴宓。

    2已刊清华及联大史料中颇不乏教职员及家属生活日艰的文件。1942年冬“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是按照当时昆明物价指数所估、最不夸张的估计。教授薪给已远不及战前每月50元的购买力。其结论：“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336］

    达到这种精神意境的高知社群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佳话，也是永恒的怅惘，因为它确似一朵昙花，随着战后三校的复员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永逝不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