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风（上）：人文社科

    一般而言，有幸的是学风上联大能吸取三校之长而去其短。自五四时期起北大即以“兼容并包”树立优良学术风气，而失之于对学生生活及课业完全采取放任政策。清华及南开对学生的纪律比北大严格得多，所以联大学生通常都不得不用功。至于早期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文革”后，冯友兰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有极深刻第一性的追忆和解说：

    ……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兼容并包”］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反动人物保留了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 1

    我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雷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新义就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中表现得最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六年之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1事实上可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联大哲学方面，“中西并包”的学风也很显著，内中北大的贡献可观。

    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但战时的物质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1939年夏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主持实际所务的副所长郑天挺郑天挺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

    1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是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6—153，对联大历史系的详介颇富史料价值，对雷海宗讲课的精彩有生动的描述。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Joseph Needham）、休士（E.R.HughesE.R.Hughes）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1

    由于联大课业活动有其极端自由扩散的一面，我当时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对清华同级本来主修中国文学的王永兴，迟迟于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因旁听陈寅恪师的课，才改主修为历史，也是半世纪后才发现的。2这种隔阂固然是战时生活状况所造成，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和我走的是两条很不相同的治学道路。

    总之，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

    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32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