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畅销书《政道：仇和十年》之后，新华社高级记者包永辉的又一新作《黑马南通》近日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发行。该书通过记录“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过去十年重拾荣光的生动故事，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城市崛起的“资治通鉴”。

　　既没有“苏南模式”的耀眼，也没有“温州模式”的野性，更没有“浦东模式”的强势，南通就像一匹鲜为人知的黑马近年来不由分说地闯进了人们的视野，从江苏省的“后进生”一举跨入全国地级市的“模范生”。作者充分发挥新闻记者的优势，不仅努力做到思想的真实，而且努力做到每一个事实乃至细节的真实，决无任何虚构的成分，使读者可以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南通，一个深受启发的南通。

　　尽管南通的经济发展足够耀眼，但这部书讲述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故事，它还讲述了精神的凝聚、文化的打造、道德的重塑以及社会的管理等等。总而言之，还向人们展示了南通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均衡发展、和谐发展的经验。

　　在中国的当下，一个城市的发展总是和她的主要领导密不可分，所以在这部书里，也不可避免地用相当的笔墨谈到她的主要领导罗一民。他在施政风格上，喜欢找“支点”，爱用“杠杆”，不爱用“刀子”，喜欢固根强本、辩证施治的中医疗法，而不喜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下所谓猛药。他虽然没有撤过一个干部的职，但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却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政府的效能。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在推荐此书时说，对中国大多数城市而言，认真研究它可能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教授俞可平推荐此书时说：“按政界的通常标准，罗一民甚至没有‘个性’，但他其实是一位真正有个性的官员。在官场理性与日常理性之间，他似乎更遵守日常理性，这也使得有些人认为罗一民‘政治上不成熟’。要我说，这其中的许多‘不成熟’之处，恰恰是官场中的君子品质，是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的可贵之处。”

　　附作者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南通？

　　南通，上海对面的那个城市。

　　南通，位居长江“龙睛”的地方。

　　五年来，它像一匹黑马，不容分说地冲进我的视野：

　　最近五年，它的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外向型经济、GDP增长速度之类的许多主要经济指标，一跃而上，全面融入江苏经济的第一方阵——苏南板块；

　　在GDP的增速上，南通曾连续三年居江苏之首；

　　刚刚过去的2009年，它在长三角核心圈16个城市中，GDP增长速度达到14%，排名第一。

　　然而，江苏之外，甚至于南通之外，社会公众对南通这匹黑马，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每每提起南通，人们只是淡淡想起一个早已作古的清末状元、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这似乎是人们记忆中的南通唯一的骄傲。至于她的再度崛起，除了少数官员和理论家，普通百姓知之甚少。

　　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是一个记者，我对这座城市的调研越发深入，讲述黑马崛起的冲动，就越发的强烈。然而，正因为我是一个记者，我所认识的传播规律告诉我，因为南通之外的普通百姓的知之甚少，南通崛起的故事，不但不能像《仇和十年》那样洛阳纸贵，可能连畅销书的一般标准都达不到。

　　犹豫不决间，写，还是不写，就像哈姆雷特“生，还是死”，成了一个问题。

　　2009年8月8日至9日，温家宝总理在南通考察。期间，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南通来晚了。”无独有偶，据说2008年5月10日至12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南通时，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南通，我来晚了。”

　　任职新华社20多年了，我在这个国家通讯社撰写了可以用“无数”夸说的新闻稿件，采访中央领导视察地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耳闻国务院总理对一个城市说“来晚了”，还是头一回。

　　总理的这句话，让我重新考虑写不写南通的问题。当然，我所说的写不写南通，指的不是一般的新闻稿件，而是“大部头”的非虚构作品，一如我曾经撰写的发行近20万册的《仇和十年》。

　　我与新闻界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做了很多次交流，最后，我下定决心写南通，即使出力不讨好，也得写，因为我找到了写作南通的理由：

　　写南通，因为它在世纪之初的经验值得其他地市学习借鉴。南通的崛起，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谜，一个在江苏13个地市中一度处于倒数行列的“留级生”何以在短短数年之内，成为中国地级市的“模范生”？它不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还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事业改革中，频频领先，飘洒自如，个中原因何在？我还感到奇怪的是，大凡快速发展的城市，往往逃脱不了刀光剑影、干群紧张的宿命，而南通却成为一个政通人和的城市，一个为全国贡献了“大调解”和谐经验的城市，其中门道在哪里？我觉得，将中央党校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南通现象、南通特色、南通模式、南通经验的故事，说与更广大的读者，让地方党政负责人学习借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写南通，也是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一个新闻界的俊才跟我说，南通崛起，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腾飞的故事，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均衡发展的典范，在中国283个地级市中，它是一个“模范生”。你一定要写南通，你写好了，对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资政价值，某种程度上，你写的就是一本“市委书记的资治通鉴”。这个比喻让我兴奋，让我着迷。我在新华社这么多年，如果能在日常的新闻采访之余，写下这么一本市委书记的资治通鉴，即担负了新华社记者应该担负的使命，又回报了新华社的栽培之恩，何乐而不为？

　　除此之外，写南通，还有个人专业追求上的一份野心。《仇和十年》意想不到的成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如今的南通，无论是崛起的方式，还是市委书记罗一民个人的施政风格，与仇和反差很大，我很难说哪一个更好，因为他们都在各自主政的区域内，将资源利用到最大限度，将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他们都是有理想有实践有成就的党内精英，但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人生经历殊为不同。如果我能将这样两个市委书记一并写出来，对我这个身为正高级职称的高级记者来说，或许是一生的成就。

　　2009年9月20日的南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金桂飘香，秋风送爽。在南通采访期间，我特意抽出半天的时间，第三次登上了以“八小名山”之首著称的佛教圣地——狼山。狼山最让我印象深刻、挥之不去的，是清代通州州官平翰那幅久负盛名的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

　　站在这幅对联面前，我思考良久，蓦地有了一个联想和灵感：南通近十年来经济社会的“火山爆发”，终于让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的南通人一扫多年来的郁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这正像是狼山上的一声长啸。我想，如果我的这本书写好了，将南通的执政理念、发展路径、改革探索传播出去，其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许会产生山鸣谷应般的回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和使命鼓舞着我写南通，但是，面对历史与英雄人物的关系，我很难处理。我取来《拿破仑时代》，想看看法国那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撰写时代与人物的，可是，无论我怎样看，他都是在写人。我与罗一民交流过多次，他不反对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但他反复强调不能突出他个人，他一再说南通崛起不是他一个人干的，而是历任班子和各级领导带领770万人民干出来的。

　　我答应我会处理好，现在，书稿出来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兑现我对罗一民的承诺，我只是知道，上海对岸的崛起故事，我讲完整了，内在的肌理差不多也清晰了。若问这部书稿有没有从一个侧面映射这个时代，反思这个时代，激励这个时代，尚不敢肯定。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