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风暴、延期、枯燥的旅程使一些匈牙利人的意志渐渐消沉。这时，一些反犹太人的言论开始在船上流传。在难民中，有许多穿着特殊、不愿与人交际的正统犹太人。起初，他们是被嘲讽的对象，但不久这种嘲讽便指向了船上其他的犹太人。睡在我上铺的一个人对我说：“是你们犹太人作孽，才造成今天这一切。你们会说英语，在美国有富亲戚，而我们这些人却因此麻烦缠身。”然后，他抽出一把猎刀，在我鼻子前不停地磨刀。

    船上还有一位匈牙利裔的美国牧师，他刚从奥地利旅行归来，和这些难民一起回美国。这位牧师经常把所有的基督徒难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进行布道，告诉他们，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前，人们需要彻底抛弃原有的仇恨与偏见。拿刀的那家伙对此满腹怨言。他评论那位牧师说：“他凭什么这么说？我想恨谁就恨谁，不会改变。”

    此外，船上还有一位美国的犹太教教士。我发现，那位牧师与犹太教教士关系很密切，似乎是好友，他们经常一起交谈。我觉得这很不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尽量远离其他匈牙利人，宪兵职务是我的护身符。

    有一天，为了丰富我们的饮食，管理人员安排了一些匈牙利妇女担任我们的厨师。在她们所准备的饭食中，包含了大量的红辣椒和调味品。这不但激发了大家的食欲，而且还使空气中的味道改善了许多。但好景不长，第二天，我们的饭菜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船上的饭菜也越来越乏味。

    一切如旧，无论菜单怎么变化，我都不排斥。有一天，午餐中提供了一种香草布丁甜食。在家时，我就特别喜欢吃香草布丁，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可我错了。半小时后，我的胃开始不舒服，没多久，我就在栏杆边探着身子向大西洋呕吐。此后的行程中，我再也不敢吃香草布丁和其他特别的食物，我的胃也渐渐康复了。

    新年前夕，船员们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晚会。在爵士乐的伴奏下，他们开始跳舞。那些黑人船员比其他人跳得更具活力、更优美，我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与他们一同跳舞的还有一些匈牙利人，但相比之下，他们的舞姿却显得有些笨拙。

    在经历了4次风暴、到达日期被更改了3次之后，我们终于到了布鲁克林。靠近陆地时，船停止了颠簸，这些匈牙利人也都逐渐找到了平衡感，走到了甲板上。已经是入夜时分，城市的灯光在熠熠地闪烁着，行驶中的汽车的车灯、街边的路灯以及千家万户的窗户中透出的灯光都依稀可见。我们搜寻着自由女神像，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远处。我想这些房子从未听过炸弹声和大炮声，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我对此甚感惊奇。

    我们被告知要在凌晨登陆。我将自己的物品整理了一下，把宪兵帽还了回去，并与我的两个船员朋友一一道别。我们留下了彼此的地址，那位意大利裔朋友说他会抽时间到姑父家看我，让我有空也到他家吃晚饭。岸上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欢迎我们的到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演奏了匈牙利国歌中的一小节，然后又演奏了一段较为严肃的片段，我想那便是美国国歌吧。此时此刻，没有人在意这些，大家都沉默而紧张。

    开始登陆了。我们手中拿着行李，依次下船。走进一个仓库式收容所，我们的行李被接了过去，递给传送带旁的一些官员。我以前从未见过传送带这种精巧的装置。我在想，美国也许已经发达到可以用机器来从事那些烦琐的体力劳动了。

    海关人员想找的东西只有一样—匈牙利腊肠。听说这在美国是种美味，所以很多匈牙利人都从匈牙利或维也纳带了好多这种腊肠。不幸的是，匈牙利腊肠的气味很独特。凭借这种气味，海关人员准确地从一个又一个包里找出很多腊肠，并且面带微笑地没收了它们。

    收起行李之后，我们便排队上了大客车。他们说，我们将被带到位于新泽西州的基尔默营，那里以前曾是一所关押战犯的营地。被带到营地已经让大家有些不满了，更何况还是一所战犯营。虽然他们告诉我只在这里待几天即可，但这仍让我们心里感觉不舒服。

    美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即使是上午，街上仍然空无一人。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停在街道两侧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汽车。我想知道开汽车的那些人都干什么去了，因为在我视线所及之处根本看不到人。街道与建筑物也都怪怪的，很难看。那些楼房更特别，正面有一段通向一层的金属楼梯，但在半空中却突然断开了。没有人明白这些楼梯是做什么用的。不过，我倒是注意到，每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一部电视天线。大量的汽车、难看的街道、空中的电视天线、人烟稀少……美国的确很奇怪。

    突然，大客车拐入了一个隧道。隧道里灯火通明，里面镶着的白色瓷砖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幽微的光。隧道很长，让我们印象深刻。匈牙利也有隧道，但相比之下都显得很短。

    隧道的另一端是一条架在沼泽地上的公路，放眼望去，路边皆是灰色的沼泽，让人感觉有些压抑。我们的车在公路上行驶着，大家静静地看着这片沼泽，突然一个声音从车的后部传来：“这怎么可能！这里怎么跟匈牙利政府所宣传的一模一样。”

    不久，我们就到了基尔默营。这个营地是由几排木板房组成的，虽然结构简单，但营房里面却相当整洁、舒适，令人惊喜，而且每个房间只放了四张床。与船上和维也纳拥挤的难民旅店相比，这里的住宿环境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管理人员为我们分配好房间，又给每人发了一包东西，里面装有剃须刀片、牙刷以及其他洗漱用品。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吧。自从上了船，我就再没刮过脸，因为船总是在不停地上下颠簸，刮脸简直无异于自杀。因此，尽管在维也纳时，各个难民组织给我们分发了大量的剃须刀片，但我和船上的其他男人一样，仍留着浓重的短须。我想，我可以开家杂货店，出售我做难民时得到的所有洗漱用品。

    他们通知我们，办完一些手续之后，我们随时都能离开。我们有许多会见与文书手续要应付。有一次，我正在等待会见，忽然发现坐在桌子边的黑人士兵面前放着一部电话。我便走过去问他我能否往纽约市打个电话。他吃惊地看了看我，问我要打给谁。我说打给我姑父，告诉他我已经到美国了。他咧着嘴，笑着冲我说：“可以，没问题！”我把姑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拿起电话说了声“金斯布里奇”（Kingsbridge），他先拨KI，再拨姑父的号码，然后他把电话递给我，不一会儿，拉约什姑父的电话就通了。

    接到我的电话，他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离开了基尔默营，拉约什姑父就是我的监护人。他告诉我，他将在第二天带着他的儿子保罗过来看我。我激动无比，我终于与我今后生活中的一位固定人物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拉约什个头儿不高，人却结实，头发稀少，和蔼可亲。他与我父亲同岁，长得也有点儿像。我们热情地拥抱了彼此，然后拉约什姑父将保罗介绍给了我，但保罗只是害羞地站在一边。他今年12岁了，看起来有点瘦弱，与他妈妈照片上的样子很像。他也拥抱了我，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

    与拉约什和保罗拥抱时，我的手里还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不断地用报纸拍打着保罗的屁股。

    我们立刻开始交谈起来。保罗能完全听懂匈牙利语，但却不怎么会说，而且他的发音也引人发笑；拉约什则操着匈牙利口音说英语，所以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说话。我们三人之间的谈话好似一场混乱的合唱，我说着蹩脚英语，保罗说着蹩脚匈牙利语，拉约什姑父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又转为匈牙利语。我们相互看着对方，满意地笑着。

    后来，拉约什止住了笑声。他说，他在布鲁克林大学任职，对于我的入学问题，他已经事先与学校领导商议好了。我要做的，只是尽快离开基尔默营。

    第二天，我便获准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