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近70岁的唐绍仪就任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两年后，他出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头，然后让民工接着干。因为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唐绍仪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他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没想过中国官场在恶化，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由香港还居上海，他的政治声望使得他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选择。据说日本方面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务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将要出任伪职之说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散播。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唐离开是非之地，唐的态度暧昧不明，加上蒋介石对他的独立超然姿态早有忌恨，因此决定由国民政府军统派员刺杀唐，这样既能威慑异己，又断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10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人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因为这些原因，这位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至今不为大众所知并纪念。他的人格光环也因洋派而失去可亲、可界定之可能，我们今天也似乎难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旧官僚、守旧派、政客等来形容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朝为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直指他为“风派”，这显然也是对他的误读。不夸张的说，唐绍仪是中西文明交汇后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着至今中国人难得的现代精神。

    跟唐绍仪关系密切的叶恭绰曾回忆说，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当时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历史学家甚至称他为魏延式人物，脑后有反骨。实际上，把唐绍仪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无论他劝政治人物退位，还是他从总理之尊屈身为一县之长，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轻过，也有过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欲望。比如，他年轻时在个人操守上不太谨慎，《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以至于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读马吉樟弹劾他，说他在担任邮传部左侍郎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唐绍仪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惟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

    但这个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并非止步不前，因为他的本性仍在，他自始至终就没有失去中国的认同，也没有失去对文明责任的皈依。在唐绍仪留学归国时，他的日本同学曾问他：“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唐绍仪回答说：“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日本同学到处向人讨教唐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唐绍仪在积贫积弱的清末，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和国家争取利益。他比之前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的职业外交才华更为出色，他影响了自己的女婿顾维钧，使顾成为一个敬业的事务官或政务官，只是他自己生不逢时。

    1905年，在印度举行中英谈判时，唐绍仪几乎征服了对手，即使英国人向他施压，他仍敢自决：“我是来谈判的，要我签字，我不签！”这应该算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谈判态度的先声。唐绍仪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晚年的唐绍仪在政治人格的演进中日趋完善。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两级政府决定，划分建房地域，解决住房办公困难。南京大片的闲置地顿时成了热门抢手货。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后来会投身于社会公益、中国基层建设。1915年，唐绍仪从北京退出政坛后，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他希望这个花园是全城人所共有的。为避免日后子孙独占此园，他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50年代，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