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荆轲》加入“航母style”

    虽然《霸王别姬》上演之后不久，莫言就于2003年“非典”期间创作了《我们的荆轲》。但直到2011年，这部作品才被北京人艺搬上戏剧舞台。由任鸣执导，王斑、于震、宋轶主演。这也是他第二部公演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故事取材于《史记》，人物与史实基本忠于原著，但莫言在剧中“对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戏里，荆轲刺秦动机不再单纯，而是变得复杂而游离。剧中不少台词犀利尖锐，直指当代。尤其戏末荆轲的一句“我们历史上见”，更是把这出历史剧的现代内核体现得淋漓尽致。

    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延续了《霸王别姬》的创作思路，强调历史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两部戏的导演在二次创作时，都加入了不少“流行元素”。比如此次《我们的荆轲》二度上演，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经典段落，将在众人送荆轲上船时，加入近期红遍网络的“航母style”。与《霸王别姬》不同的是，当年莫言想让《霸王别姬》在大剧场演，但导演却选择了小剧场，而《我们的荆轲》莫言原本按小剧场创作，最终搬上了人艺的大剧场。

    今年莫言戏剧集《我们的荆轲》出版，在书中自序《盯着人写》中，莫言谈到《我们的荆轲》的创作：“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而在所附访谈中，莫言表示，“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戏剧决定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2010年，莫言曾给贵州大学的师生做过一场题为“小说与戏剧——从个人经验谈起”的讲座。莫言引用陈独秀的文章，来说明戏剧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戏剧依然是国民教育的最重要方式，陶冶人民情操，铸造人民灵魂的重要手段，用戏剧方法进行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远远比一本正经的说教强得多。”“戏园子是老百姓的课堂，演员是老百姓的老师，这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对戏剧充满足够的认识。”

    莫言还坦言：“对我而言，戏剧决定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一个人童年时受到的教育是影响他一生的，学校、社会的教育是对之前框架的修修补补。所以我现在这个人之所以被大家评价为一个不太坏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保持基本原则的人，这就得力于我小时候看的很多戏曲，这些道德观价值观就会反映到我的小说中去，小说中的观念是跟我这个人密切相关的，因此我小说里很多思想性的东西，也还是跟中国的戏曲一脉相承的。”

    能写小说就能写话剧

    莫言说从小观看传统曲艺的经历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小时候对说书人非常钦佩，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作文谈一下我们长大的理想，我就写长大了要当一名说书人。这些说书人有非常强的即兴创作能力，他们善于贫嘴，就如开场我说的顺口溜，这就是当年说书人给我的影响，也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语言的押韵，语言的顺溜，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当我阅读元曲之后我就发现他们跟我在民间接受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些就在我的小说语言中大量地运用，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就大量地运用了排比句式。”但莫言也承认，他真正有意识向戏曲学习是始于2000年发表的小说《檀香刑》。

    今年3月，莫言在一次关于“文本与戏剧的关系”的座谈会上说，自己当年创作戏剧《霸王别姬》的过程“很迷人”，他再次提到从小对戏剧的痴迷。“我们农村孩子不像城里有电影看，每年在农闲的时候听说书人说书，有时候特别无聊，看老百姓婆媳吵架，两个女人吵架时，我想本身就是非常精彩的戏剧。她们动作之夸张，表情之丰富，语言之生动，是剧作家想不出来的。最早我写话剧，就像吵架一样，把剧本当做吵架，视为矛盾，让几个人上去吵，几个人去辩论，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

    莫言认为，一个好的剧作家必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或者一个好的小说家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剧作家，这中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墙壁。“一部优秀的小说里面必定有一个核，这个核提炼出来就是一部很好的话剧。”

    而且莫言自信，中国的小说家更具备转行写话剧的优越条件。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依靠对话和动作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心理，最后完成塑造人物的过程。

    “小说要用独特的有个性化的语言来最终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小说里面有令人难以忘却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我认为这个小说就成功了。《红楼梦》成功了，祥林嫂、阿Q成功了，戏剧舞台上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为里面有人。老舍《茶馆》成功是因为里面有人，最终话剧和小说达成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觉得能写小说，就能写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