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

    邹红

    一个说书人的“荆轲”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所作演讲结束语中的一句，这场演讲的题目就叫“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又称自己为“说书人”，这应该是一个更中国化的表述，不过英文翻译同样是Storyteller。

    而当莫言重新叙述“荆轲刺秦”时，于是就有了话剧《我们的荆轲》。相应地，故事化或者说小说化便成为该剧在文体上的突出特征。

    首先是独特的戏剧结构。莫言不像传统戏剧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浓缩于有限的场景，而是采取一种近乎散点透视的方式，段落划分也较传统戏剧要多，如《我们的荆轲》竟多达十节——成义、受命、赠姬、决计、死樊、断袖、副使、杀姬、壮别、刺秦。事实上，像这种分节式的结构在近现代戏剧中的确比较少见，它更接近小说以章节划分的模式。而且，莫言剧作也不像近现代戏剧偏爱采用回溯式或插入式布局，而基本上是按故事的自然进程作线性展开，仿佛是将一个故事从始至终娓娓道来，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推向高潮。

    其次是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揭示。与史传中的记载相比，《我们的荆轲》中的人物性格明显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不但像荆轲、燕姬性格具有双重性乃至多重性，就是原先比较单纯的太子丹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此相联系，莫言剧作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冲突，尤其是主要人物荆轲在刺与不刺、为何而刺、如何去刺等问题上的心态历程，刻画得细致入微。燕姬形象同样如此。她既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卧底”，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女人，对太子丹、对荆轲怀有复杂的感情，这种微妙的心态在剧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第三是故事情节充满悬念。荆轲刺秦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在莫言的剧本中仍有一种使观众忍不住看下去的悬念：荆轲究竟会不会去刺杀秦王，他究竟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另外有了荆轲与燕姬的情感纠葛，《我们的荆轲》才更富于故事性，才能于史书记载之外，平添了不少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唏嘘，为之扼腕的场面情节。显然，莫言作为说书人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叙事才能在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