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访谈：
日本时评的写作与经验
——卓南生谈新闻学的教研与实践
本书是继《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即《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会》三卷本，2006年）和《日本的政治与外交》（2008年）之后，卓南生教授撰写的另一本时论文集（2006年—2012年）。为让广大读者对卓教授40余年来撰写的时评的思路及其心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本文集出版前夕，特约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新闻学博士生，也是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吕艳宏专访卓教授。以下是访谈的全文。
一、报界、学界：差异何在？
采访者（吕艳宏）：2010年您从日本迁到中国任教，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了许多教研相结合的工作。如果往回看，您21年供职在日本学界，16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不论是执笔还是执教鞭，有一件事您都始终没停下来——就是观察日本，撰写日本时评。我想很多人都会问：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
卓南生：1989年，我从《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转到东京大学新闻学研究所任教时，很多人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转到大学之后，你是否还会继续写时评？也有旅日的学长劝告我今后发言得较为含蓄，不能像记者时代那样畅所欲言。因为，学界和业界毕竟不同，得有心理准备。当时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从学界到报界或者从报界到学界，只不过是重点的转移，而没有太大的差异。从1966年到日本留学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了，我的自我定位是，做学问不忘记现场；在现场当一线新闻工作者也不忘记研究。这与其说我是在这两者之间游弋，不如说是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两个重点，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而已。我转到大学之后，所教的科目依然是我熟悉的新闻学，依然是国际关系学，而国际关系学中的日本与亚洲又是我教研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自认为是两只脚在走路。实际上，从大学读书时开始，我就认为“理论与实践应该相结合”，特别是新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门与现实紧密挂钩的学问。通过实践，印证或发现一些发展规律，实际上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无法替代的水分和阳光，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的自我定位和总结。
采访者：浏览您的经历，可以发现，您是既写报道又写评论，两者经常交叉进行。比如，1973年，回到新加坡，当时30岁出头的您就成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前身之一）的社论委员，主要工作是撰写社论和国际评论。1987年，再次返回日本，开始了“一下飞机就写稿”的东京特派员的忙碌生涯。学新闻的都知道，报道要呈现事实真相，要讲究客观性和平衡。而评论则在于帮助读者在乱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需要做价值判断但又要克服偏见。您在报道与评论写作中对此的体会是怎样的？
卓南生：1966年到日本留学，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1973年加入《星洲日报》负起社评的工作，但是我始终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是很不满足的。所以，尽管我的主要工作是内勤，写社论，但一有机会，我很愿意和年轻人一起出去采访。每逢社会大事件，如日本赤军骑劫“拉裕号”事件、塌楼事件等，我都愿意到现场去感受。当然，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员，我有时也会应邀到国外进行专题采访，也曾经担任过李光耀总理到东亚各国访问的随团记者。但真正进行采访工作，满足我到第一线感受记者“临场感”的，是1987年我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东京特派员的那一段日子。当时，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左迁，但对我来说，却是如鱼得水。实际上，我那时已接获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但因为我总觉得，只是写评论，而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何况特派员制度，是我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担任研究主任及执行编辑期间极力向馆方建议设立的制度，我没有理由不做当特派员的选择。接着，我就完全投入了忙碌的采访工作。
只是写评论或者当编辑而没有采访经验，不像是一个完美的新闻工作者，因为新闻工作者还是要到现场捕捉信息和灵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使是后来转行到了大学也没有改变，我还是存有同样的心愿：一有机会就争取到现场去。我认为，“临场感”对于新闻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以这回日本众议院大选来说，我恰好在东京，就不放过观察投票日（12月16日）前一天的几场重要群众大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首相分别在为其候选人助阵的场面及群众的反应。
采访者：您觉得您写时评是从写新闻报道开始的吗？报道写到一定程度开始写评论？
卓南生：我的情况也许比较特殊，很多人是先当记者，然后当编辑或者评论员。我在学生时代（1966-1973），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当时以写通讯为主，通讯稿中亦叙亦评，既不是全职的采访记者，也不是正式的评论员。加入报馆之后就不同了，我的基本任务是每周撰写两篇社论和大约6000字的《天下事》专栏（最初是3000字的《新闻眼》专稿）。后者内容包罗万象，不分区域和领域，最重要的是主题的时间性强，要求深入探讨和分析。记得当年为了撰写每周的长篇专栏文章，我往往是在发稿后的第二天，就得开始为下一期的热点话题而苦恼和忙碌。当时最怕听到某个国家发生政变之类的突发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来个恶补。为了捕捉最新信息，我往往是在截稿的前一天晚上9点才开始动笔，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报馆，交给排字房工友排版。现在回头一想，工作量虽然大，也的确很辛苦，但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积累。我想当年的老总黄思先生交给我这份苦差，其实是有刻意栽培我成为专业评论员的用意的。在我的记忆里，往后的同事似乎再也没有人被赋予同样的苦差和“待遇”。从这个角度来看，还得感谢黄总。至于当特派员的时代，我主要是负起东北亚（以日本为主，兼顾韩国问题）的报道工作。由于是评论部出身，我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会经常分别刊于报上。
刚才提到“一下飞机就写稿”一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87年10月20日，当时自民党少壮派的两名领袖竹下登和安倍晋太郎争执不下，都在争取当首相，最后是由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做裁决，决定让竹下成为继任首相。当天晚上我从新加坡飞往东京，到酒店已经8、9点，一看到电视的相关信息，在和新闻界等朋友交换信息，并确认最新动向之后，当场就用传真发了一篇报道；第二天，一篇评论也发出去了。
采访者：那么，您的报道有没有评论风格？
卓南生：相对而言，也许会比较重视时代背景，会点出问题的重心所在。所以，不只是平铺直叙的报道，而是报道再加上新闻解说。那段期间，我发出了大量的新闻稿和时评。有时，同一天撰写一篇报道和一篇评论，或者是亦叙亦评的“专稿”。一般而言，新闻记者的训练应该是报道归报道，评论归评论，而不让读者对基本事实有错误的理解。但作为特派员的署名文章，比如说，针对竹下登外交政策是否萧规曹随，继承中曾根路线，还是另树新风，我当时就写了分析文章，有些已收在我的时论文集里，至于纯粹的新闻报道我就没有收录了。
采访者：您觉得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
卓南生：单纯的报道我写了不少，但有些新闻如果觉得值得进一步挖掘，便会跟踪和深入采访，甚至在往后精力与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将之发展为一篇学术论文。比如说，1988年《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组显然是存有歧视外国留学生，散播“留学生可怜论”的四幅漫画，当时我便写了一篇题为《日元币值猛涨、亚洲留日学生沦为新难民？》的报道，图文并茂地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也同时采访了好几位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并反映他们的不满。后来，我转职到大学，便以此为基本素材，再加上不少调研和文献的检索和考究，撰写了《从亚洲的视点看日本“内部的国际化”——以留学生、“就学生”的新闻报道为例》的论文（日文版收录于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40周年的纪念刊《高度信息化社会的传播》；中文版收录于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