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时事、评论时事的问题意识与原动力

    采访者：如果看您的评论集，会感受到许多文章的战斗色彩。比如，揭穿中曾根康弘是“和平老人”的谎言；还比如，您对权势人物，历届日本首相的挑战和调侃。鸠山由纪夫率民主党初掌政权，世人对民主党政权和“东亚共同体”充满热切期望时，您就在第一时间 “浇过冷水”； 安倍第一次内阁成立后不久，您也曾比喻安倍是“跛脚小鹰”。现在看来，您的观察都非常具有预见性，但我更感兴趣您这样的文风是怎样形成的？

    卓南生：我写时评可能跟我生长的那个年代有关。当时，年轻人都充满活力，都有追求真理的梦。我开始了解时事，或者说对时事感兴趣，应该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是1955年，1955年是什么概念呢？是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召开，象征着亚非新兴国家当家作主的重要年头。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对时事具有敏感嗅觉的老师，他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诸如讲亚非的领袖，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宇奴总统和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等等。万隆精神在那个时候通过故事，被我们似懂非懂地接受了。我的第一本剪报集就是万隆会议的图片集。

    50年代，时值新马争取独立运动的高潮（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于1957年，新加坡在1959年获得自治），所以，我们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各个政党群众大会慷慨激昂的场面，最后大家都会齐声高喊“孟迪卡”。“孟迪卡”是马来语，就是独立的意思。当时是东南亚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现在，有些人将民族主义说成是洪水猛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能够接受的。是谁最怕民族主义呢？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由于民族主义兴起，赶走了新老帝国主义和支配者，这在当时是新兴的力量，是值得提倡和歌颂的。当然，民族主义走过头了，变成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或者是排外主义，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正当、正常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应该予以划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反对和打击，否则容易掉入是非不分的陷阱。

    采访者：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首届新闻学史论师资特训班上，我记得您介绍了问题意识的概念。如今这个词汇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学术研究领域，而在诸多场合被广泛使用。谈谈您在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和新闻实践。

    卓南生：所谓“问题意识”，我的理解是指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求知欲望与意识，也就是指对某个问题力求了解其真相的求知欲和原动力。相对而言，中国国内的大学对学生是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似乎并不那么重视。但在日本，如果一名研究生被认为“欠缺问题意识”，其实意味着这名学生不符合研究者最起码的要求。2000年以来，我在中国国内各地讲学（包括在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时，经常提倡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直到前几年为止，我在介绍这个概念时，还十分费劲。但我发现，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不少刊物中，大家对此概念的理解比以前清楚多了，相信很多人从不同渠道接触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这是一件好事。

    其实，不仅研究者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有问题意识。我认为，为何而写，为谁而写，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都不能避开的重大问题。这就牵涉到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价值观不同，就任意歪曲史实或事实。价值观让我们对黑白是非有个判断的基准。对于我们研究亚洲近现代史的人来说，在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肯定是有正面和不能正面评价的“人”与“事”的。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学术研究者，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