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日时代的体验与文化冲击
采访者：有人称您是从亚洲视点出发在看日本。从过去到现在，在您看来日本对亚洲而言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您的日本观和留日经验是否有密切关系？
卓南生：回想刚到东京时，每天所见所闻都很新鲜，就像探险一样。日本有些地方和我们东南亚十分近似；有些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或者感到不可思议。有时，不自然而然就会写一些趣闻和感受。由于生活在异乡，我们新（新加坡）马（马来西亚）留日同学很喜欢聚在一起，交换一些不同的经验和感受，有时也会把自己闹的笑话和奇遇相互倾诉。记得我到东京不久，一搬进一间日本学生与留学生混住的“寮”（宿舍），半夜三更就有一位日本朋友敲门，拿着一张写着“麻雀”二字的白纸，用手势邀请我到他房间。好在事前我从留日学长口中得知“麻雀”就是麻将的意思，否则还会误以为半夜三更，日本人邀我去打什么麻雀。
1966年我初到日本时还可看到日本战败后的景象。在大街上，旧军人断手断脚的，奏着军歌在乞讨，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当时，日本百业待兴，特别从我们新加坡来看，有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大学没有先进的暖气设备，有的课室还是用煤炭取暖，有时教授和同学还忙着将煤炭放进炉里。
留学生到了日本，最早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就是找房子。我们住在4帖半（4张半草席）的和式房子，房里有一个小角落给你煮东西，厕所是公用的，洗澡得到公共澡堂。所以我们的新同学来了以后，会常提出：“我今晚睡在哪里？”他们以为那只是客厅。当我们告诉他们“今后你就睡在这里，吃在这里，读书也在这里。这里就是一切。”时，有些新同学差点都要哭了。如果没有学长带新同学去找房子，房东一般上都不会出租给外国人。在那个年代里，要让留学生认识真正的日本，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找房子，去上第一节课。日本社会是非常排外，非常守旧的。房屋中介商也会帮你上“日本入门”的第一节课。因此，每当我们的同学要退房时，都会要求房东给学弟和学妹们保留着。
至于谈到日本跟亚洲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冲击是，许多战前的理论依然横行天下，比如“ABCD包围论”。A是指美国，B是指英国，C是指中国，D是指荷兰。即所谓日本是在被包围的背景下才发动战争的，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歪理。此外，也有人重搬战前的理论，说什么，日本要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为了跟白皮人争夺天下，为了“共存共荣”等。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我们很多留学生对此都非常反感。回头想上一辈的人之所以存有“日本不可信论”，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总保守化”之后，更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战后初期日本人多少还知道战争的“痛”，所以，日本社会普遍存有“反战”、“厌战”和“恐战”的情绪。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其中“厌战”和“恐战”者不一定是真正的反对战争，也未必一定是认为侵略战争不好，只是对于一个不会打胜仗的战争，大家都普遍表示不赞同。至于日本年轻人，反战可以说是时代的潮流，他们也反对安保体制，我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那几年，真正上课没有几天，因为同学们经常罢课。我是班上唯一的留学生，有时候去上课，一个同学都没有。另外一个星期我以为肯定是罢课了，因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就是学生预定大游行，我就不到学校，但据说当天有上课。那时的日本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反战声势浩大。在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都有。观察各家各派的大字报，是我到大学里了解日本国情的一件乐事。当时“代代木派”和“反代代木派”之间经常“内斗”。“代代木”是日本共产党总部所在地，“代代木派”指的就是日共，“反代代木派”是指“全共斗”（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一般上，学生在游行时，警察还没来，代代木派和反代代木派总是先打起架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共跟自民党的关系比起和激进学生团体还更好。所以，不难看出，日本共产党并不是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另外，在我们居住的“学生寮”里，年轻人经常有论争。争论的内容包罗万象，这对我们了解日本现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我的对日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形成于留日时期。
在那个时期，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许多有争议性的问题都被提出来，并成为全民辩论的大课题。特别是1968年日本明治百年纪念时，日本国内更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争论。明治维新究竟该如何评价？明治维新与“大东亚战争”有何关系……可以这么说，当时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针对“纪元节”问题，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对支援留学生的问题，对外国劳工是否应该引进等问题也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这些问题早在60年代或70年代就已被逐一提出和争议。所以往后我在写有关新闻或评论时，脑中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多少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当时日本“国论二分”，双方针锋相对。有反对安保的，也有维护安保的；有主张日本对历史进一步反思的，也有仍然坚持战前“皇国史观”的。为此，一些开明的日本人士很鼓励外国留学生多发言。我们的言论也常被他们当成一种外来的压力，并以此来教育日本的年轻人。比如说，有些老师很喜欢叫我们留学生到他们的课堂去客串一堂课，谈谈“东南亚留学生眼中的日本”，鼓励我们多讲一些真心的看法，讲得越清楚越好。这些老师们的用心是良苦的。
同样的，我们有时也会被一些媒体邀写专稿。但有时我们对某些日本媒体的处理手法也有所不满。因为，有些编辑会刻意把标题改得很激进、很煽情，试图将外国人的看法简化为“亲日”或“反日”，因为“日”是什么？是指“日本”“日本人”，还是指“日本国策”……是不明确的。例如历史观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应该是把它简化为日本人和亚洲人之间的争执，而应该是放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天平上来探讨。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就对这种扭曲的现象深表不满，并在日本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压论与内政干涉论》的文章（中文版收录于三卷本《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的《日本社会》卷，386-391页）。我的基本论点是，针对外国人的批评，应该是从“是非论”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渲染亚洲与日本，亚洲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与争执。否则对于许多重大的问题，日本人内部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似的。日本的革新派和保守派好像可以置身度外，可以轻松地说，你看，亚洲人是这么想的；然后，另一派就去找美国人说话，让美国人扮演另类的“外压”角色。这样一来，好像日本人之间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其实是用国家或者民族代替了是非黑白的论争，借用“外压”来代替和表达他们各自的主张的目的。为此，我曾清楚表明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并不是“便利店”，也不是日本国际化的装饰品。
采访者：那您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了吗？
卓南生：后来，我就不太积极在日本媒体露脸了。我想，与其在日本当“国际化”的装饰品或者当“便利店”，不如把更多日本的准确信息传达给亚洲的受众，让外界了解更为真实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