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本书收录的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分文章。

    从那时我开始跟内地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地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内地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双方难免有冲撞也需要不断对话和互补。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在台北生活6年——令我大开眼界的20世纪90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多年，这就成了我长达20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补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香港，得益于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群体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70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纳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我接受“混合经济”，从80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80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内地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明确地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内地后，我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不理想的称谓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时评，但多篇文章涉及上述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内地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