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青

    1959年是我被划成右派的第二年。那年的秋天，我被发配到原信阳县武胜关畜牧场“劳动改造”。农场当时不到百人，大部分都是右派，分别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信阳地区专署和信阳县的有关部门。我与养蜂结缘是受当时中国科学院养蜂研究所负责人兼技术员苗春澎的影响。苗是北京人，高干家庭出身，当时约四十多岁，他不愿做官，就喜欢养蜂。他的夫人叫汪素珍，夫妇俩不知何因一道落脚到武胜关畜牧场养蜂。另有两位战士负责他俩的安全。没事时，我喜欢找他们聊天，受他的影响，我对养蜂也有了兴趣。他对我说：“这个农场如果再开展养蜂，那将是一个赚钱的买卖”。我受到他的启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农场的书记张善力、厂长张银德。过了几天，场领导研究后，决定先买十箱蜜蜂，同时还可以代训一个技术员，人员由我负责挑选，工钱也由我定，约四十元左右，这样我就受场领导委派到洋河、肖王物色人员，采购蜜蜂。因为1958年我在洋河、肖王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经过了解，肖王有一户人家三兄弟都在养蜂，分别叫余学友、余学富、余学前，我可以从中选一人。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为人做事，还在他们家住了两天。老大余学友当时五十多岁，为人老实忠厚，技术好，有长途放养经验，我决定买老大家的十箱蜜蜂，就选老大随我们到农场当技术员。就这样，我和余学友就带着蜜蜂从肖王起运赶到驻马店赶荞麦花，购蜂款回来再付。当时我们的想法很好，谁知实践起来并没那么容易，没几天，出了意外：由于蜂箱放置地离我们的住处较远，夜里被当地养蜂人盗走两箱，且只盗蜜蜂，蜂王仍留在箱内。我了解情况后，就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由于没有具体线索，无法查找，此事就不了了之。随后，我们就把十箱蜜蜂起运回武胜关农场。

    开始干上养蜂行当后，我跟苗春澎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原来负责的农业上的事，全部交给黄业龙承担了，我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养蜂上了。苗还建议我，订养蜂杂志《养蜂学》、《养蜂入门》。经过一个冬天的学习，养蜂理论有了一些，但是实践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积累养蜂经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启程到广州放蜂，并在广州过年。过年的那一天，我跟技术员两人割了一斤肉，打了一斤酒算是过了个“革命化春节”。

    第二年春天，油菜花早早的开了，因为要打农药，农民提前通知我们离开，以避免损失。于是我们又转移到湖南岳阳的广兴洲，赶兰花草花期。这年天气阴雨绵绵，花期推迟，农民在赶着插秧，我们决定回信阳。

    1960年的春天，我和技术员回到了农场，又买了余学前的十箱蜜蜂，扩大养殖，场部还批准我们再带一个学员，学员名叫沈得汉，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沈叔（后来我调到谭家河、董家河工作时，他还去看过我）。由于新买了余学前的十箱蜂，技术员又换成了余学前（因余学友年纪大，无人照顾，就回到了老家），同时我也在洋河顾店找了一个农民青年沈得汉当学员，帮助养蜂，扩大养殖。当年的春天，分两个养蜂组，开始规模养殖：一组由我和沈得汉，另一组由年轻的余学前和另一学员，分放36箱蜜蜂。我也由最初的学员变成了能养能育（蜂王）的技术员了。外场的不断派人来学习，还不住的夸奖。同年6月，我们又追花转到种植面积近千亩的肖王平和店赶荞麦花、芝麻花。由于天气好，蜜源面积大，蜜蜂如鱼得水，我们专门用一个蜂箱养育蜂王，当年分出四十群蜜蜂，蜂群由原来的36箱一下子扩大到80多箱，并且都是壮箱（产蜜多）。当时肖王供销社主任问我需要多少桶装蜜，我说先搞40桶。由于我们蜂群大，再加上蜜源面积大，花期长，产蜜多，造成人手紧张，场部又派了一个18岁的小曹前来帮忙。这个赶花期，由于准备充分，经过三次打蜜，打出蜂蜜8000多斤，收入近万元。当时蜂蜜的价格比白糖高出一倍。

    记得有一次，蜂场买了糯米做饭吃，由于米少，盛给每人的米饭较少，小曹看着浅浅的米饭就是不动筷子。我就问小曹：“想吃蜂蜜吗？”小曹说：“想。”我就舀了两勺给他，蜜快淹住米饭。小曹开始吃的又香又快，后来因为甜腻，硬是吃不下去。我又问小曹：“饭够吃吗？”他说：“够了、够了。”

    养蜂组人手少、工作量大，大家平时在工作、生活上相互关照，彼此情同手足。在养蜂的几年里，凡有同志回家探亲，我都批准他们带几斤蜂蜜回家，让家里老人、孩子尝个鲜，补充点儿营养，他们对我也一直很尊重，其中沈得汉，一直与我保持了20多年的联系，我们的友谊真挚而淳朴，让我特别珍视。

    特殊政治时期的养蜂岁月，既让我学到了养蜂技术，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又让我收获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友情。那段岁月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