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卷 第十三章 春天来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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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首席代表、副代表”宋家胜和祖志元与洋人们合作在南海的勘探、开发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身在北京的钟文彦、张权听了心急如焚。
“老钟，你说我们究竟是哪些地方步子大了一些，还是缺乏法律的保障?”张权跟钟文彦讨论起对外合作遇到的这些困难，有点沮丧。
“我觉得都有。就拿这最简单的一件事来说吧。我们的干部，像我是当兵的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上过大学的也主要学俄语，英语水平不过硬，跟洋人打交道总靠翻译就容易产生误会。”钟文彦分析道。
“老钟，你说的对。我建议组织几次强化培训班，挑选一些年轻干部，让他们从语言学起，再用英语这种工具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商业规则。”张权说做就做，一则通知发到了各个油田，以搞海洋石油为主的中青年干部们，踊跃地报名参加这次培训。宋家胜也在其中。
于是，在河北涿州一座技校的一间教室里，一百二十多位三四十岁的人重新端坐在课堂。讲台上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老师泰勒。她大约五十岁，慈眉善目，笑着问大家：
“Did_you_go_to_school_by_bus_or_on_foot?”
你们是坐车来的还是走着来的?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这位美国老师满以为，至少其中有一位同学能够回答。可是，回应她的是沉默，和一个个困惑的眼神。
这位美国老师明白了：看来，面对这群已经不再年轻的学生，要从A、B、C教起了。同时，为了让他们“速成”，所有的例句都要和石油有关系。
宋家胜看到老师露出了着急的神情，他更加着急，他恨不得自己一天当两天花。他知道，在对外合作的关键时期，拿出宝贵的时间搞培训是为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可是他也清楚“时不我待”，可能课程没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合作项目接踵而来。
参加培训班的大部分人都抱有宋家胜这样的想法，每天天不亮，教室里就传来朗朗读英语的声音。大家比着看谁背的单词多，夜深了，每个人都还在教室，整理当天的笔记。
晚上教室强制熄灯，大家就回到宿舍继续攻读。宿舍是上下铺，没有桌子，这群三四十岁的中年们，就一条腿跪在地上，趴在床板上看书、做笔记……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学习氛围下，却有一两个不和谐的音符。
张权接到了一封“抗议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让信奉基督教的泰勒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有些不妥……
张权看罢这封信，付之一哂：我们学的是语言，教员信什么教有何相干?不过，有些同志的思维还有待转变啊……这样想着，他请来那位写信的同志，与他促膝长谈。
“现在中央已经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你要跟上形势啊。同志，其实除了我们的英语教员，我们教授石油立法、合同谈判、资源评价的各路专家，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被错划成‘右派’的。他们没有介意自己被关在‘牛棚’、‘干校’‘劳动改造’的经历，反而毫无保留地，用最精当浅显的语言，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大家能消化尽可能多的知识。这是多么伟大啊。同志，你要珍惜这次机会，今天的机会来之不易啊。”
一个月后，培训班结束了。各科都组织了闭卷考试。至少有十几年没有回到考场的这一百多位中年人，每科都考出了88分以上的平均分。
在培训班结业仪式上，张权和大伙儿见了面。在照“结业合影”时，他幽默地跟大伙儿开起了玩笑：“同志们，将来抓‘卖国主义’，我们就用这张照片当线索，照片上的一个也别想跑!”同时，张权为部分学员带来了让他们更加惊喜的消息：从这一百二十位同志中，组织上又加以遴选，决定其中15位同志获得了为期49天的在英国、挪威和美国三国的业务培训。而这15位同志，即将肩负更加艰巨的任务。宋家胜又极为幸运地成为了这八分之一。
同志们更加珍惜这次机会。在出国前，张权看到宋家胜把自己的行李装满麦乳精和易保存的面饼。
“怎么，宋老弟，你怕在国外吃不惯?”张权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现在国外有挺多中餐馆的。我们这次经费也不少啊。”现在跟张权出国的考察时候相比，条件已经改善了不少，张权怕宋家胜营养跟不上。
“唉，跟张兄明说了吧。我主要想省钱……”
“怎么，为家人带‘三大件’啊。”在那个年代，出一趟国不容易，电视、冰箱、洗衣机成为了出国人员最常带回国的物品。
“不不不!”宋家胜急着辩白，“我要多买些石油专业书籍。听说国外书还挺贵的。”
真是好同志啊!张权心里赞叹道。
在国外，宋家胜把当天的新思考写在小纸片上。他把这些纸片别在蚊帐上，每天睡前最后看到的，和醒来第一眼看到的，都是这些常用的语句。他洗脚、洗脸的时候也不忘温习每天获得的新知识。这样的情景在这15位同志中还有许多……
这次出国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国外的石油相关法律和合同内容。短短49天，只能了解大概。宋家胜带回了150万字的资料，准备慢慢消化。
宋家胜想到了自己在文革时保留的那支队伍。当时，为了和“二海”合作翻译资料，宋家胜招揽了近100位来自石油学院、大连海运学院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尽管当时知识分子还排在第“九”位，而且还“臭”。但在海洋石油却是另一种模样。他们一直跟随着宋家胜到了现在的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
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刻，会英语的人不多，懂石油的人也不多，同时了解二者，又有多年翻译相关资料的人凤毛麟角。而宋家胜的队伍中就有这样的人才却比比皆是。
他们派上了大用场!
150万字的资料，准确地翻译，这不是个轻松地活儿。
整整五十天，二十余位宋家胜的“兵”啃下了这颗“硬骨头”。这一百五十万字的资料翻译由石油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十册。它既成为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时期重要的资料库，也成为后续培训的宝贵教材。
这一切都完成后，张权把任务交给了宋家胜他们：你们的使命艰巨而光荣!草拟我国第一部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法律，制定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标准合同”。
北京石油学院的南教楼，一辆吉普车，十一稿文本，十几人的班子，20多只铁皮柜，40多个国家的石油法规文件资料，120多个石油合同样本资料，1000多个日日夜夜。年届不惑的宋家胜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次青春!他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一样，清晨一踏响油门，生命的马达就会一直轰鸣到深夜。
在鼓楼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内，已是半夜三点半了。康世恩副总理夹着一根香烟，听着宋家胜做关于第十一稿的汇报。
“我们考察了40多个国家的石油法规，发现英国、挪威、巴西、印尼这几国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对外合作方式。”
“哪些方式能最好地确保国家的权益与尊严?”康老插话道。
“康老，我觉得在有的地方，这四个国家的模式都不可取!”
“哦?说说看。”
“比如这四种模式都规定，如果合作双方发生权益上的法律之争，必须通过国际共同认同的法律机构进行仲裁。而我们认为，在中国境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惟一必须遵守的法律。”
“你们说得对!但是，如果你们硬碰硬，也没法和外国公司接轨嘛。”
“康老，我们草拟的《条例》‘附则’中的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活动中，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间发生的争执，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通过协商不能解决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机构进行调解、仲裁，也可以由合同双方协议在其他仲裁机构仲裁。’”
康世恩满意地点点头。“你们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权益。”
“这点我们考虑到了。在《条例》第三章‘石油作业’里的第十八条到二十条的内容里，即在工程设计、工程建造、设备与材料采办、基地服务等领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中国的企业与供货商。”
“这个提法我赞同，具体的字句请在斟酌斟酌……”
“当、当、当、当”墙上的钟已经响了四声，香烟缭绕中，这座四合院的房间仍然亮着灯，里面的人仍然在讨论着……
1982年1月12日，在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厅，万里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听取了石油部同志做的《条例》与第一轮对外招标工作的准备情况汇报。
万里同志点了点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是一部重要的法律。它为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招标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条例》作为海洋石油对外开放合作的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必须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我主张，加快推进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步伐，并将《条例》尽快予以公布。其他各位领导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几位国#务#院领导也肯定了这部法律出台的及时。会议批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1982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都在显著的位置全文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从东京到纽约，从巴黎到伦敦，国际各大新闻机构也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条例》公布的消息。《条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这部行政法规，完成了必须的立法程序。
这部《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里面十八次提及了一个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只提及一个具体公司的法律可谓“空前”，之后也并不多见。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这个现象与同时期的另一件事情联想起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