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1999年12月20日，一曲《七子之歌》伴随热烈喜悦的回归庆典，成为那一年国人关于澳门最深刻的视听记忆。时光荏苒，当人们再次唱起它，心情已然不同。不再是遭受殖民统治的屈辱和愤懑，不再是祈望回归的渴求和急切，而是抚今追昔，更觉对澳门特别行政区飞速发展的自豪和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骄傲。

　　回归15年，澳门一改民生凋敝、治安混乱的旧模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民主政制稳步发展、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社会福利不断提升、民众幸福感居世界前列……这里的官员、专家、市民都说，澳门能创造奇迹源于走上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指引这条道路的明灯就是“一国两制”伟大方针。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实施这一制度的特区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15年来发生在澳门的变化和成就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站在岁月的门槛上，澳门经验值得总结也发人深省。

　　(一)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2009年2月25日，一部万众瞩目的法案在澳门特区立法会获得通过，广受各界赞誉。这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法》。

　　在澳门，审议法案时必须逐条表决。当天的表决结果是：大部分条文获全票通过，所有条文均获高票通过。而在法案公开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共收到784份意见，近九成赞成立法。“这充分体现了澳人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安全的责任感。”时任行政长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评价说。

　　诚如斯言，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成立开始，就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核心工作。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冷铁勋认为，这首先体现在尊重并维护中央依据基本法享有的权力。“15年来，凡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事务，特区政府都一一依法向中央报告，需要中央批准的都及时报批，需要向中央备案的都及时报送备案。”他举例说，按照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并对澳门政制发展拥有决定权。澳门特区第三届政府就职以后，经认真听取和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明确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具体程序，行政长官崔世安于2011年11月17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酌定是否需要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做出解释。这不仅反映出了行政长官对基本法的深刻理解和对处理澳门政制发展问题的严谨认真态度，更体现出行政长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宪制性权力的充分尊重。

　　“其次，积极协助中央驻澳单位履行职责。”冷铁勋举例说，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为协助澳门驻军履行防务，特区在2004年制定了军事设施保护的法律以及对军事设施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行政法规。2005年及2009年，特区又先后制定了驻澳部队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因履行防务职责而享有的权利和豁免的法律，为驻军履行防务职责、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等事宜提供了法律保障。

　　“澳门还将自身发展纳入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国家深化改革给澳门带来的发展机遇。”行政长官崔世安说。这位已经履职5年并即将开启第二个任期的澳门“掌舵人”告诉新华社记者，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加入港澳专章，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一个中心(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一个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给予澳门全新的目标和动力。如今，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正广泛咨询并收集相关意见，以供编制“十三五”规划参考。“澳门是国家的一分子，要努力将澳门与国家连在一起，才能真正发展好。”他坚定地说。

　　(二)充分利用基本法所授予的高度自治权，开创“澳人治澳”崭新局面，全力保障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让“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其直观表现就是通过基本法确立了特别行政区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并授权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根据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这在澳葡时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从回归伊始就在特区政府任职的崔世安回忆说，彼时澳门问题丛生，年轻的特区政府却面临整体施政经验几近于无的窘境——行政长官和五位司长中只有一位在澳葡时期担任过相当于特区局长的职务，司长以下官员绝大多数是临近回归澳葡政府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时才仓促任命的。“当时我们都是凭着一股当家作主的热情来挑这副担子的。”他说，没想到一年后，第一份施政报告就得到了大多数市民和专家的首肯，“正是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鞭策我们做到最好”。

　　而今，“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已经得到充分保障和完全体现。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整个管治团队全部由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行政长官除第一任由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外，从第二任开始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依法选举产生，并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会全部由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且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除第一任行政长官和第一届立法会依全国人大的相关决定产生外，已顺利进行了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和四届立法会选举。根据全国人大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从第四任行政长官开始，选举委员会人数由300人增加至400人;从第五届立法会起，议员由29人增加至33人，其中，直接选举的议员和间接选举的议员各增加2人。

　　在实现“澳人治澳”的过程中，特区形成了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在行政长官统领下，行政、司法、立法机关分工负责，行政、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政治体制既不同于澳葡时期总督大权独揽的殖民统治体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促进了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良好运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特区立法会主席贺一诚坦言：“行政与立法产生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因为行政机关以效率优先，天然不喜欢受到监督;立法机关则必须以平衡各方利益为目标，强调合法性。这种矛盾在澳门却不是问题，因为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下，双方能够做到顾全大局。”

　　(三)“爱国爱澳”优良传统深入人心、薪火相传，成为正确处理好“一国”与“两制”关系的重要基石。

　　从空中俯望，澳门半岛宛如一朵莲花，伸展在珠江口的万顷碧波之上。因此，人们喜欢将澳门昵称为“莲城”，并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将洁白无瑕的莲花印上了区旗和区徽。周敦颐的《爱莲说》吟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姿态高洁、品格素净。这恰是澳门的真实写照：哪怕深陷于殖民统治的泥淖，依然坚守对祖国的眷恋和热忱，丝毫不曾动摇身为中国人的信念与责任。

　　如果将澳门社会比喻成一枝莲花，那么流淌在茎叶之间代代相承、永不停息的基因，就叫“爱国爱澳”。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大批涌入的内地和香港难民，澳门同胞伸出援手，或义卖、义演劝募征集钱物，或收容难民施粥派衣。他们还节衣缩食，援助前线战士，为苦难祖国分担重负。一个叫“四界救灾会”的社团两年募集捐款数十万“国币”，约合今天的澳门币数千万元。新中国成立后，澳门民众欣喜自豪。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新马路上的百货公司、濠江中学……纷纷排除万难，升起五星红旗。

　　回归后，这份爱国热情有增无减，已凝聚成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每天清晨8时金莲花广场上庄严的升旗仪式，到航天员、奥运冠军访问澳门时受到的热烈欢迎;从数年连续举办的“红色之旅”青少年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到一次次全民投入的基本法推广宣传活动，研讨会、培训班、知识竞赛、图片展甚至园艺会，还有一次次内地省区受灾时澳门同胞的慷慨捐助……“澳门人将自己的心与国家紧紧连在了一起。”崔世安说。

　　他认为，“爱国爱澳”优良传统是澳门能够正确处理好“一国”与“两制”关系的主要原因。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坚持在爱国爱澳旗帜下的最广泛团结，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参与管理澳门各项事务;坚信社会主义祖国是澳门的坚强后盾，积极参与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澳门民众普遍认识到澳门是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下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区，只有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特区利益才能获得根本保障。”崔世安说，这正是澳门社会得以凝聚、团结发展的向心力所在。

　　回归以来，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持续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国两制”和“爱国爱澳”始终稳居前三位;在被问及自己作为中国公民是否自豪时，回答有自豪感的居民一直保持80%以上的高比例。“这说明澳门不仅实现了法理上的回归，还实现了人心的回归。”冷铁勋说。

　　(四)不断增强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位于澳门半岛南麓的西望洋山是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好去处。站在山顶的憩园里凭栏远眺，这边是接二连三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那边是风貌古朴的渔港和老城区，远一些有连接澳门与离岛的三座跨海大桥……新与旧鲜明对比又和谐交融，展现出回归以来澳门既飞速发展又重视保育的精彩画卷。

　　“如果还留在殖民者手里，澳门根本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丰诚顾问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冯钰颖说。15年前，她在培正中学念初二，是回归庆祝活动上一名光荣的护旗手;而今，在特区政府“青年创业援助计划”的帮助下，她顺利实现“自己当老板”的梦想。“作为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非常认同‘一国两制’是对于澳门最好的制度安排。”

　　冯钰颖的话得到了冷铁勋的认同。这位长年跟踪研究澳门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深学者告诉记者：“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国两制’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澳门实际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15年来丰富生动的实践也为不断完善发展‘一国两制’理论贡献良多。毫不夸张地说，在澳门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这条15年前选择的道路，社会各界对更进一步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检视澳门现状，成就斐然也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为了解决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结构性难题，特区政府在中央的关心支持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眼下，文化创意产业、会展业和包括酒店、服务、美食、购物、零售、文化遗产等在内的综合旅游业已蓬勃起步。如何抓紧抓实并反哺民生，连同人才培养和向上流动、完善行政体制等等，成为摆在崔世安和他的团队面前的系列课题。

　　对于澳门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央政府始终放在心上并不断出台基于顶层设计的政策措施。支持澳门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签署实施CEPA及10个补充协议，出台内地居民“个人游”，批准对澳门开放人民币业务……15年里，这份关心和支持从未停歇且一一落到实处。

　　对于澳门发展的大政方针，国家领导人始终保持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清醒认知。2013年3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前来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崔世安时说：“当前澳门正处于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但未来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增强忧患意识，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研究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澳门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今年9月22日，习近平会见当选并获任命的崔世安，再次强调：“当前澳门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习主席的谆谆嘱托寄托了国家和中央政府对澳门的殷切期望，也饱含着对“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充分信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是重要组成部分。“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承担的事业任重道远。”崔世安说，“但我也深信，在‘一国两制’的安排和指引下，澳门定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取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