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留学史丛书》总序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意识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世纪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2]。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乎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1910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3]此处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4]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韧，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

【书摘】

    在我们眼前是一张七十几位中国男青年的集体合影，可能是1910年8月庚子赔款留学考选之后拍摄的。照片上的人身着长衫，看得出来辫子是新近才剪掉的。不到一个月之后，当这些青年人准备登船赴美时，他们的外貌已根本改观：一个个留着西装头，身穿上海裁缝制作的西服。

    一位张姓学生在《留美学生月报》②（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上描述了赴美的中国男生从里到外要适应怎样的变化（可能是根据他本人的经历）：首先他们要剪去长辫——“那位迄今相伴的朋友”，其次要“脱下丝绸衣褂和舒适的布底鞋”，代之以“极不舒服的”草帽、双排扣西服和沉重的皮鞋。从使用筷子到改用刀叉，人手变得“笨拙”；从吃“切细的肉丝”到吞咽“大块半生的猪排”让人“消化不良”；从饮热茶到吃冰激凌则需要“强壮 的肠胃”。张说，这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变化使一位“东方人”感到茫然 无措。

    像张这样20世纪初到美国学习而逐步转变为“现代”中国人的留学生，是站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前沿的人。他们比他们在国内的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变化要更剧烈、更彻底，在很多情况下，也包含着更多的冲突。这些学生旅居美国的时期，正值他们人生的定型期，美国的经历对他们的政治、职业、情感甚至体格的成长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们是令人好奇但直到最 近都对其研究不多的一批人。②现在，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开始被认识。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中国外交界、实业界、金融界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以及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妇女。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们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和思想界定下了基调，树立了风范。③这批中华民国时期的人物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为实业界④打下的根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领域的基础。与本书论题更为直接相关的是，他们引入了新的社会习俗、新型的人际关系以及新 的结社方式。简言之，他们引进了含有“现代性”（modernity）关键要素的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对这批人的经历作详细的考察，对于了解20世纪的中国及其跨文化的变革将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