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微博)的《梁启超传》是一本史料丰富、激情充沛的思想传记。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富思想和话语影响力的人物，梁任公之笔推动了思想界革命，领风气之先，站在时代智识的前列。他是那个时代的言论领袖，其言论被誉为“贤于十万毛瑟”。《梁启超传》实质上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言论史、学术史的人格化表现。通过考察标志性人物的思想历程和心灵世界来探寻历史的演变轨迹，更富有人学意味。人类历史无不是思想史。如果梳理不清一个时代风云人物的思想，历史的面目就难以清晰，“成败兴坏之理”更难寻觅。

    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十分强调“心力”，他认为人格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话、一感一想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格。历史不仅是观念的阐释，也是人与观念的纠缠与搏斗。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他的言辞和著述推动着思想潮流的涌动。郑振铎称《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文字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那个时代，需要梁启超这样的“舆论界之骄子”，需要那样有气势有力度的文字。他以文体的解放带动了思想的掘进。

    《梁启超传》开篇就说“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梁启超天才之处在于他对于时代的感应格外敏感。尽管他在具体政治上常常摇摆不定，甚至被孙中山贬为“首鼠两端”，但是，他始终主张反对专制，寄希望于和平改革。他曾经幻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最终失望于“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在他看来，立宪国之政治事业不仅仅是政府当局的事情，也是在野政治家的责任。梁启超深知开民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他一生都在做着“新民”的梦。梁启超执着于对中国积弱之源、数千年腐败之源的追问，对国民的奴隶性痛心疾首，奴隶性首先在于思想缺乏活力。

    梁启超认为，中国两千年未有进步，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开生面。”（《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格外看重思想的活跃性。在他看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最可怕。辛亥革命令梁启超精神振奋，他为纷纷而来的各种政见学说而兴奋不已，纵谈天下事是他的快乐。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中提及梁式文体的魔力，认为梁启超的文字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梁启超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迅速捕捉时代的动向，为时代的进步极尽鼓动之能事。

    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有巨大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激情文字、澎湃语句、流利文章激荡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尽管他的论证逻辑并不周密，但是，没有比他更有丰富更复杂。他致力于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引进，试图将西方的政治哲学转化为中国的思想常态，以推动过渡时代之中国的进化。在梁启超看来激进革命并不彻底清理积弊，他沿用儒生的思路接受域外文明，寄希望通过社会改良推动中华文明的演进。他的思想不乏谬误、仓促和粗浅的成分，但正是这些东西反而更加真切地体现了那个左右为难时代的特征。

    梁启超深知自己思想的飘忽与不完善。他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是为了开启民智，为此甚至不惜充当别人的靶子。他在《自励》诗中写道：“献身甘作万失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固然善于表现自己，有着掩饰不住的功利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此种品格正是时代的产物。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总要有几个为之摇旗呐喊的人物。梁启超是清末思想解放的积极推动者，黄远生尊他为“报界大总统”。他以话语强势对抗着那些拒绝变革的势力。他认为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让国民自觉参与政治离不开舆论发动。

    求新求变与人云亦云是两回事。梁启超的思想不乏深邃之处。萧公权有言：“梁公诋毁专制，不留余地，其言颇含深刻之见解。”“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中国政治思想史》）毕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仅凭舆论家的鼓噪是难以完成的。梁启超曾说：“吾亦尝欲藉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梁启超骨子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它借助于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努力虽然落空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善良政治之理想。他坚信只有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培育独立人格之新国民，国家才有希望。梁启超寄希望通过宪法法律的建立来推动政治的完善，这一思路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重要思想资源。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中提出“重新认识梁启超”，这未尝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