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乔治·斯坦纳的《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行人出版社，台北，2007年8月），当时觉得以Errata（勘误表，正误表）作为个人生活回忆录的书名有点怪异，仿佛通过对生命历程的重新校阅而能纠谬返正，或者可以对生命所历做清晰的正误之辨。最近看到该译本的大陆简体版，书名改为《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当然简洁明了，但又有点遗憾于失去了原来书名中那种独特的沉思意味和气息。近日重读这部回忆录，想到以斯坦纳毕生对文字与书写极度关切的人文之情，在他对生命的审视中正应该把“勘误”作为他对生命意识的重要感悟而突显出来。因此，我宁愿把“Errata”重新镶嵌回来。
大学者的回忆散文常常充溢着学识与情趣，读者自能欣然领受。但是，读斯坦纳回忆录，恐怕会有更多奇异而独特的感受。比如全书开头的第一句：“雨，各有独特的气味和颜色，对小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我觉得很难说斯坦纳没有为第一句写什么而费心，事实上，这短短的第一章完全可以从这个句子中延伸出来，而且意蕴完整而深刻。几年前读这本回忆录的时候，较为关注的是第八章。作者阐述了关于恐怖、苦难和大屠杀的记忆，他说大屠杀定义了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就连说出这种罪行，也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第124页）。他还更尖锐地指出，“我力图说服读者，明显存于第三帝国和其他政权里的极权主义谎言与野蛮行为，已和语言的腐化结合在一起，并受其推波助澜而日益严重。”（第185页）关于语言在当今政治现实中的危机，没有比这更深刻的洞见。然而，当时没有认真思考“连说出这种罪行的语言也会留下伤痕”这意思中的深刻含义，以及它在斯坦纳思想中的那些细微来源。如果从第一章开始追溯，语言的重要性恍然浮现。
既然那雨势的声响与气味“在六十年后，仍然历历如昨”，这是完全不受时光主宰的记忆语词文本，已然把“勘误”的纵览性悄然显露了一角。一天早上，鲁迪姨丈从城堡带回一本介绍蒂洛尔王城及邻近封地盾徽的图志，内有彩色盾徽、历史背景介绍和一张包括有历史遗迹以及纹章学名词解释的史迹地图。“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可以感受这个不经意的‘哄小孩玩具’所激发的神奇力量与内在震撼。我无法用大人的语言来描述，我进到房间后的那种既高兴又刺激、既着迷又不安的复杂感受。雨敲打着屋檐，檐下的排水管滴着水，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我坐着，忘我地翻着书页，认真地记着那些尖塔、堡垒及高官贵人花哨繁复的名字。”（第2页）雨水再次出现，成为一次心灵震撼事件的见证者与记忆者。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的思绪从这本纹章学入门中向三个层面延伸。一是关于世界万物各有着无数明确、精致、多重的特殊性，差异性事物在数目上的庞大无边使人产生无法穷尽的慨叹；而且“不可化约的‘单一性’启示令我神迷，它同时也令我心生恐惧。我像坠入重重深渊般，一个纹章里另有纹章，‘落在无穷无尽的深渊之中’”（第5页）。二是从对独特性与种种差异变化的着迷，谈到体验与语言表述的极限，“我坐在床上努力屏住呼吸，明白下一次呼吸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刻，过去再也不可复得。我是否猜到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有完美的复制，同样的话语即使在疾光驰电之刻重复述说，也不会且不可能是一样的？”（第3页）三是关于“碎片”的本质与镶嵌的问题，“在那一刻和接下来的日子里，个人经验、人与人的接触、环绕着我的景致，这一切的总和，都变成了镶嵌玻璃，每个碎片的‘本质’……既有启发性又相互排斥。我知道，无论是雨滴、星星的数目和种类、要读的书或是要学习的语言，都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瞬间，可能的镶嵌也许会变得零碎，然后重新整合成新意象和意义概念。”（第4页）这三种方向的思绪使一份有待“勘误”的回忆文本在其开端就充满着追忆与启迪的独特张力，然后，寄寓在第一章中的核心意蕴、最具有斯坦纳独特色彩的人文感悟就短暂然而突出地倾泻而出。
在他看来，理论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领域论述的胜利是一种自我欺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把数学模式应用在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上，主导了当前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气氛。然而，“无论是情感、智识及专业各方面，我都不信任理论”（第6页）。他认为科学与人文科学有着根本区别，“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反应是直觉的叙事。在语意无拘无束的活力中，在意义的长河里，在诠释不受限制的交互作用里，唯一的命题是个人选择、品味、回音的相近或听而不闻”（第6页）。出人意料的是，在这里斯坦纳又迅速跳回到开头的那个夏季，那些无法化约的个别盾徽。他在结尾引用蒲柏的那首诗，说明梦魇魅力存在于那些精妙、生动、微渺的特殊性之中。本章的最后一句的确异常精彩：“随便问个小孩子‘活着的茶壶’是否受得了解构主义，理论是否可以捕捉住行走的小瓦壶。”（第8页）
毫无疑问，在今天要像斯坦纳那样坚持和信赖人文科学的活力、品味和直觉，并以此与“理论”相对立，我们需要有更深刻和更强大的内心体验和信念才能做到。而且考虑到我们在今天比斯坦纳的时代要更为严酷地面对大学的知识生产与教学体制，品味与直觉的立足之地日见萎缩，斯坦纳式的精神生涯便更为难得。斯坦纳说，一所好的大学应该使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并且臣服于杰出者的氛围，而这事关亲近，关乎视觉和听觉。体制，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应该太过庞大。学者、杰出的老师应该随时可遇见；我们每天都会走过他或她的路径（第55页）。这些难道是今天我们的大学城规划所能见到和培育的吗？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辑《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刘春荣、陈周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展示了一组关于社会维权的专题论文，意在聚焦中国社会维权或集体动员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模式、制度背景和文化表达，同时也力图把这些研究带入比较政治的框架加以审视。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这个书名。编者自述，本书名为《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这与其说是要展开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一番对话，不如说是对理论志向的一次明示。中国社会中群体性运动的复杂性可谓超乎寻常，而且尚在不断地演化之中（第4页）。但在我看来，文集所收的研究文章中，既有关于互联网在业主抗争中的作用、从厦门PX事件到广东A市某地垃圾焚烧厂选址的邻避政治问题、中国网络行动主义话语结构和演进动力及动员机制，也有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待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回应和管制策略及其决定因素。因此，与其说是对理论志向的明示，不如说是对中国现实中的复杂性与演化性的实践观察的明示。
所谓的“中国逻辑”当然产生于国情与经验，但是从全球化的语境中俯瞰国情与独特经验，也有重要意义。本集中的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的《图绘抗争政治》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方的机会：“我们希望认真思考一下，民众抗议的形式和动力，是如何在某些人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发生变迁的。……引人入胜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结构的语境下，抗争政治会呈现什么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