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上。

　　摆在各院校面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是，“示范校”建设过程中凝聚的热情、干劲、合作精神以及建设成果如何固化下来？在硬件、软件建设齐步上了一个台阶之后，下一步将如何发展？面对接下来暂时的“政策真空期”，各院校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借助外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对此，在4月23日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上，与会的院校负责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指向了“加强内涵建设”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命题上来。

　　或许，这就是植根在教育工作者脑海中的天然共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教育，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发展的根本离不开“内涵建设”。无论是把最迫切的社会现实需求作为出发点，还是从教育的终极目标来看，高职院校再提“内涵建设”，并不过时落伍。

　　如何面对产业转型升级，重构双师型师资队伍

　　不久前，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曹根基在与一位企业家聊天时，对方的一句话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这位企业家说，“现在凡是能让机器干的活儿，我不会让人去做。”目前这位企业家所在的公司有四十几个员工，主要开发自动化设备，设备的成果也运用在生产过程中，为此这家企业的用工减少了500多人。

　　“我们的学生今后怎么办？”曹根基认为，我们要想提升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就必须要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必须有一支高水平、有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

　　但是从目前来看，国内高职院校的师资水平在各项指标上都有待提升。

　　“台湾的师资队伍70%以上是博士学历，浙江的水平大概是60%到70%是硕士学历，整整差了一个层级。”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盛健表示，并不是说博士学历就一定能教好学生，“这里存在争议”，但是学历高一点、学科基础扎实一点，对专业的系统把握能力会好一点。

　　关于高职院校教师的科技服务能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志刚曾经在省内做过粗略的统计：一所“985”高校教授的人均年科研经费是100万元，一所本科院校的人均科研经费是10万元，而50多所高职院校加起来人均科研经费1万元。

　　对此，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认为，学院要帮助教师增强科技服务的能力，不仅使教师成为专业教学能手，而且还要成为专业技术能手和科技服务能手。在他看来，提升教师的科技服务能力应改革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尝试实行免鉴定制度，即院校可在保证一定教学工作量的前提下，将科研工作量与教学工作量互置互换；对于实用性科研成果突出的项目，如专利的成功转让、生产，研究报告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成果获得市级以上行政部门奖励等，给予免鉴定的待遇。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国际看来，学院尤其应当为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提升搭建平台，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第一推动力。

　　“省里的项目，青年教师因为基础薄弱往往拿不到，学校就自己拿钱给他们培育项目。”据他介绍，该校和一些科研院所以及区域内的高校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帮人家做，或者人家来带我们来做，这是一种‘借力’的方式”。

　　“我们会做一些小的设计项目，我们的理念是培养队伍为主，经济效益是次要的。”刘国际说，“我们的切入点是以小微企业为主，尤其是未来发展比较快的科技企业，这样的话，项目数不断增加，由此形成教师们做科研的氛围，他们的科技服务水平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