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平，我说不清，但不公令人难过。”他记忆犹新。

　　从招办回来的路上，何兵无法抑制消极情绪。患白内障的爷爷知道兄弟俩考上大学后，曾说：“我怎么感觉眼睛又能看见了呢？”现在，要怎么告诉他？他不知道。

　　他想复读，但现实却没有选择空间。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孩子都随她属农村户籍。“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说。农村户口意味着“招不了工、提不了干、进不了城”。

　　“当时农民工也不存在，因为没有粮票，到了别处也没法生存。”他回忆，“但是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能有个干部身份，哪怕是上专科。”

　　“咬咬牙，你就是干部了，报个专科吧。”父亲劝他。

　　他不甘。父亲再劝，“只要你愿意报，我把自行车送给你。”

　　成交。

　　“其实我没有选择。考之前，我爸就说，考不上就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个三轮车，拉车赚钱去。”他说。比较一番，他觉得“骑着自行车上专科”的选项稍胜一筹。

　　那两年，他和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物理系展开了长期“斗争”。他每月领着21块5毛的饭票，最大的慰藉就是“只吃了十六七块钱，剩下的钱能去校门口给自己买碗面”。

　　当然，敏感的神经时不时仍会受刺激，因为高中同学会时常从北京、上海给他寄信。看着信里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落下了”。

　　那两年，何兵并没有对物理产生多少亲切感，相反，与专业“较劲”成为常态。毕业后，他惊觉：竟连一个物理公式也记不全，倒是文学素养提高了不少。好在他勉强说得出线性代数、电磁学等几门课的名字，证明“何兵曾到此一游”。

　　“心没在那儿。去了一个不想去的学校，学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难免较劲。”他说。

　　两年下来，学校3间屋大的图书馆里，各种书的摆放位置及特点，他都了如指掌。“比如红楼梦的封皮有缺角，朱自清文集的中间被扯掉了几页。”他对此很得意，“总算不白来一趟。”

　　因为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潦草一笔，他的大学梦推迟了10年。“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经历就是财富。”他说。

　　“生活就好比考试，只要自己发挥了最大的潜力，别人考成什么样和你没有关系。剩下的，就得靠评判者和规则的公平了。这就是公平的意义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