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年底，何兵迅速调转方向，成为县团委的一名干部。

　　机关工作体面并顺心很多。当时，整个县委大院里有文凭的人很少。因此，他还收获了一个“一度很受用”的新名字：“何大学”。

　　然而，改善归改善，他仍然觉得自己“找不着北”。“我23岁在县团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处境是不错的。但就这样一步步往上走，我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到底能干些什么呢？”他说。

　　这是个真实的困惑。眼前棘手的刺猬不见了，却又变成一团迷雾，拧巴依旧。

　　1986年，全国举行了首次律师资格考试。此时，何兵已经在县团委工作了3年。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给中国政法大学的朋友写了封信。“我想考律师资格，能不能推荐给我一些书籍？”信里大致意思如此。

　　回信也很简洁：“律师资格，我们学校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都未必考得上，太难了。”

　　“我觉得他可以更直接地对我说，‘你肯定考不上，别瞎折腾了’。”何兵说。

　　但还得折腾。

　　1988年，全国举行第二次律师资格考试，何兵参加了。此时，他已在县团委工作了5年之久。

　　“我原来不近视的，考试前3个月，居然近视了两百多度。”他回忆，“复习的过程中压力太大，中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精神出问题了。”

　　迈过了这道门槛，何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法学领域。之后的路如同稳定的钟摆，不再大幅度左右摇晃。

　　1990年，他考取了北大民诉法研究生。毕业后，曾短暂前往深圳“下海”，后转至烟台大学任教。1998年，考取并就读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的博士，一边读书一边教课，“兼习姜教授的湖南方言”。目前，他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依旧置身于法学的圈子，尚未打算撤离。

　　教师、律师、公务员、学者……他有过的身份不少。“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学者，可以参与更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制度构造，能做的事情更多，环境也比较简单。”他说。

　　当初一起去中学任教的4人，如今一人考研了去天津，一人在当地县城教书，还有一人留在原地。大家已各奔东西，何兵也找到了“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