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何盯紧日本的修宪问题？

    采访者：在您的三大本时论文集及后来出版的《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一书中，很多内容都是和日本的“和平宪法”有关系的。可以说，从您留学日本开始，就紧盯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一盯就是几十年。当前，日本政界又在修宪问题上蠢蠢欲动了。日本的“历史认识”同东亚的时局紧密挂钩，因此，您的关注也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跟您从东南亚的热带小岛来到日本这个亚洲比较特殊的国家之经历有关联吗？

    卓南生：与其说是我盯住日本战后宪法的走向，不如说日本与亚洲的问题是我留日以来一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著作里，我曾提起过，我是在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2个月后出生的。当时的新加坡被改名为“昭南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同年代的人从一出生就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日本兵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为何被辱称为“昭南岛”，“昭南岛”时期又为何被视为“新加坡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特别是1966年，当我决定要到日本留学时，亲友们和师长们都反对，他们不认为，到那神风敢死队与宪兵队的故乡能学到什么东西，加以当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日本的大学学位不被承认，又得重新学一门日语。但是，最后我还是走上了留日道路。最大的动力之一是，正如不少同代的朋友一般，作为一个想挑战困难的年轻人，我想“走一条少人走的道路”，“在亚洲研究亚洲的问题”。于是，日本到底改变了没有？我们想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亲身的体会，将战后新生日本的真实情况告诉亲友。作为新闻系学生，为了学以致用，我在1967年就开始写东京通讯。

    我到日本之前，也曾拼命想了解日本真相。当时这方面的书籍很少，有的只是战前中国留学生和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撰写的东西。他们所撰写的作品，既有严肃的文章其中也有涉及他们的观察和体验。除此之外，就是从报刊上读到的一些零星报道与知识，总体而言，朦朦胧胧地感到，日本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国家。正因为日本不容易理解（日本人也常自称是不可理解），就更加想要了解它。

    什么是日本，什么是日本人，战前的日本和日本人，到了战后，是否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这些便成为我一直在寻求解答的习题。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到日本留学时恰好碰到日本处在所谓“国论二分”的时代，即国家出路何去何从，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一种是亲安保，另一种是反安保。保守阵营主张坚持美日安保体制；革新阵营则要求日本摆脱安保体制，主张自主独立路线。还有，保守阵营主张修改宪法，而和平主义者则反对修改宪法，他们认为坚持和维护和平，反对修改宪法是正义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向来是修宪派的急先锋，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主张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同样的，鹰派的小泽一郎90年代抛出了“普通国家论”。中国的一部分书刊将译之为“正常国家论”。我总觉得“正常国家”跟“普通国家”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有微妙的差异。因为，如果将抛弃和平宪法视为追求“正常国家”目标来看待的话，当年日本革新阵营掀起爱好和平，反对修改宪法的运动，和今日仍在提倡“九条（指宪法第9条）之会”的这批人岂不变成了在追求与维持“不正常国家”的目标？

    我认为“普通国家论”的反义词应该是“特殊国家论”。反对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者认为日本应该和一般的国家一样，别人拥有武器，日本也可以拥有武器。他们将维护和平宪法者贴上“一国和平主义者”的标签。但爱好和平的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特殊国家，拥有特殊的“和平宪法”，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亚洲有着侵略的恶劣记录，而对于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日本并没有做好清理的工作。只要日本还是这样的一个特殊国家的话，让它拥有对它制约的和平宪法，这对日本人民还是亚洲邻国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旦日本修宪，也许就将如脱缰之马。它将奔向何方，是谁也难以预测的。与此同时，不少日本人士认为，战后日本之所以享有和平发展经济的环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和平宪法。所以，我认为把“普通国家”译成“正常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模糊了日本国内对同一问题争议的核心所在。

    五、如何向日本传达东南亚多元社会的真相？日本人“国际化”的壁垒是什么？

    采访者：战败后的日本留学生很少，当时你们想了解日本，相信日本人也想要通过留学生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怎么看待外国人呢？他们对东南亚的华人又是怎么看待的？

    卓南生：在上世纪60年代，对日本人来说，东南亚可以说是一个怎样也讲不清楚的问题。原因是，他们对东南亚本来就不太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我自我介绍是来自新加坡，但被转介绍给第三方时，不是称我是菲律宾人，就说我是印度尼西亚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一回事。其次是，不少日本人自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他们对多元民族国家既不了解，也无法接受。因此，对于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一口咬定就是“中国人”，是华侨。

    我们对被称为华侨或中国人是有强烈的抵抗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学生年代，对此曾有过大辩论。那是一个年轻人充满“梦”的年代，也是东南亚风起云涌，争取独立，当家作主的年代。当时在青少年之间，最流传的一句话是“你不管政治，政治会管你”。我是在1955年小学六年级开始对时事产生兴趣的。对时事问题真正有所关心，应该是在中学时期，以及后来在南洋大学求学的6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土生土长的东南亚华人都得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我们是中国人，还是所在国的国民？我们究竟是华侨还是华人？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我们是所在国当家作主的国民的一员，是华人而不是“华侨”。“侨”是暂时居住的意思，华侨是把中国视为祖国，最终还是想回到中国去，即存有“落叶归根”的归属意识。华人则将所在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对所在国有强烈的归属感，即生于斯，死于斯，存有落地生根的情感和意识。

    有关华人、华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想得最多，因此在相对上能说的比较清楚。上一代的人，像我们父母亲从中国到南洋谋生那一代的人，哪怕他们拿了公民权和当地的护照，他们对自己的故乡还是十分怀念的。而我们的故乡，其实，就是东南亚的各个所在国，就是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等。但这样明确的认同意识，当我们一到日本，就发现到怎样也无法和日本人讲清楚。因为，日本人从战前就被灌输“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常说日本人终归是日本人，就是血缘高于一切。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日本基本上没有中国留学生。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能感受到中日关系的冷暖。

    当然，对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不了解或不熟悉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人。我发现，有不少中国人也持有近似的看法。曾有读者在阅读我的日本时评之后，就把我对中日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实际上也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与是非论争之评析，想当然地理解为海外华裔对中国的“爱国心”，这显然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