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泥鳅首相”高嚷“忘战必危”为哪般？

    也许是因为受到来自安倍等人的上述压力（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就曾责之为“不像是自卫官之子”），或者自以为已坐稳江山，野田在上台几个月之后，就显露出其超级鹰派的色彩，不再装其“泥鳅”状。（健忘的读者恐怕早已忘记他曾自称为“泥鳅”，有意当个低调的“泥鳅首相”）。

    首先是体现在安保问题上。他迫不及待地告诫自卫队“忘战必危”是一个例子；他不顾国内各方的反对，决定高价购买安全性未被确认的美国“鱼鹰”运输机，是另一个例子。

    至于在“集体安全防卫”等敏感问题上，野田更流露出其跃跃欲试的姿态。其积极程度，恐怕只有自我定位为“修宪内阁”的安倍晋三得以相媲美。

    但够讽刺的是，自认为“真命天子”、也被日本右翼看好，具有“优质政治遗传子”的安倍只做满365天的首相，就被堆积如山的难题所吓倒而逃之夭夭了。

    与娇生惯养的安倍不同，军人家庭出身的野田当然不会有“逃”的念头。恰恰相反，正如“草根”出身的前任首相菅直人一般，在“逃”与“赖”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即尽量延长其在位的日子。无奈摆在野田面前的，没有太多的借口和机会可以耍赖。为博取反对党支持其财政预算的追加方案等，他决定违背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与自民党和公明党合作，在国会通过了不得人心的消费税法案。其结果是，投反对票的党内最大派系首领小泽一郎率领其部分党羽另起炉灶，前首相鸠山及其支持者虽还留在党内（后来宣布退出政坛），但民主党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两大保守党救国论”的神话至此宣告破产，野田的下野已成定局。

    从安倍风筝腾空飞扬与狼狈掉地，到接下来五位首相轮流成为“政治红星”，后又轮流沦为民众骂声的焦点和对象，固然与政治庸才一个紧跟着一个粉墨登场的事实有关，也与日本大众传媒的舆论诱导特性，即旨在维稳，不断制造新幻想、新期待而欠缺承担舆论监督功能的本质有关。正是在政、官、商与大众传媒铁四角紧紧抱团的情况下，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失去了10年”并转入“失去的20年”。

    “现代化”日本不足为师

    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式用完就扔的“首相制”，与其说是体现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健全，不如说是战后徒有民主形骸，而欠缺其内涵的“现代化”日本政治的悲剧。“师日论”之不足为取，此乃一佳例。

    与小泉“一边倒”的亲美外交政策相比较，后小泉的六相中虽有鸠山摆摆姿态、扬言要争取“更为平等”的表演与插曲，但从民主党人往后的对美态度来看，民主党人对白宫毕恭毕敬的谦卑姿态，比起自民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白宫明确表示要“重返亚洲”之后，日本官方与主流的保守舆论界无不大声赞好！毕竟，勾结本区域以外的大国当靠山，是日本近代以来推行的传统外交战略。战前的“日英同盟”、战时的“德日意轴心国”，就是此类战略的产物。至于战后的“日美同盟”，如果按照战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与他国结盟、共同使用武力的相关规定，日本是不能签署任何军事同盟协定的。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美同盟的“同盟”二字，一直都是日本政治家与评论家视为禁忌的敏感字眼。日本政治家与舆论界大胆公开谈论“日美同盟”（特别是军事同盟）关系，是在高举“战后日本政治总决算”旗号的修宪派首相中曾根康弘当政（1982—1987）以后的事。

    “日美同盟”的“同盟”二字，从触之不得的敏感字眼到今天大众传媒无日不谈的日常用语，战后日本人的“和平宪法论”与“安保观”的变化不能说不大。“后小泉”六年来两大保守党之竞相要求深化乃至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鸠山当政时期是唯一的例外，但马上便竖立白旗）及日本领导人频频表示要重新诠释“集体防卫权”，更充分反映了当政者急于在宪法正式修改前，行使军事同盟的“合法”权力。因为，日美的军事同盟关系，早已走在咬文嚼字者的前头。安倍、麻生、野田的疾呼行使“集体防卫权”，说白了，其实只是追认日美军事结盟的公开事实罢了！

    “政经分离”政策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美军事同盟”日益深化、强化的同时，六年来东京对华的基本态度是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

    对于“后小泉”日本的几任首相，力图维稳的北京当局及其主流媒体基本上是采取相安无事（即“和谐”）、冀图转危为安的态度。针对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北京也许真的存有极高的期待，但从日本官方的表态和媒体的报道重点来看，东京从一开始其实就以十分明确的字眼，将之定位为各有所求的一幕“戏”（“演出”）。

    最能体现东京如此心态的，莫过于民主党第三任首相野田佳彦2011年年底访华前后的姿态。在北京，他还自称为“中日交流之子”（因为他是1984年应邀访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之一），但一转身，野田就前往新德里推行其围堵中国的战略。野田的这一表演，清楚说明了所谓“中日交流之子”是假，“自卫队之子”是真的事实。

    至于紧随其后，野田首相与东京都鹰派知事石原慎太郎串演的“购岛双簧剧”，更促使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逼至“政冷经冷”的墙角。野田“购岛牌”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杀伤力，显然并不亚于小泉的六拜靖国神社。加之当局左右开弓，加剧与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纷争的摩擦，原已在内政问题上碰得焦头烂额的野田政权，无可避免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外交泥沼。

    四、日本“乱象 ”中的清晰走向与布局

    正是在民主党闹分裂、野田政权内外交困，名副其实地沦为“亚流的自民党”的背景下，日本在12月16日举行了众议院大选。尽管这回参选的政党琳琅满目，呈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乱象”感觉，但仔细分析，日本政界在大选前夕已呈现如下几条清晰的主线：

    一、 在“总保守化”的背景下，参选的主要政党和候选人基本上是以自民党人或前自民党人为中心。可以这么说，自上世纪90年代政界改组以来“自民党化整为零，席卷政坛”的特色，在这回的大选中有更突出和集中的表现。

    二、 “亚流的自民党”=民主党，已注定要惨败。

    三、 自民党卷土重来已成定局，不是因为自民党真的已经“洗心革面”，而是扬言要“大扫除”的民主党已被宣判政治破产。

    四、 大选前日本国内的空气是：安倍自民党与由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临时凑合的“日本维新会”等竞相抛出夺人耳目的修宪、派兵与否定侵略战争的强硬路线。特别是旨在重掌政权的安倍总裁，既主张要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又声称要修改或放弃日本历届政府向亚洲邻国表示“反省”的“宫泽谈话”（1982年）、河野谈话（1993年）和“村山谈话”（1995年），更备受各方关注。

    现在，大选尘埃落定，六年前被日本媒体讥为“逃亡”的安倍果然如愿以偿地卷土重来，成为了继名首相吉田茂之后第二个二度掌政的日本首相。与2006年安倍自我定位为“摆脱战后体制内阁”相比较，2012年年底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新内阁，究竟要带领日本前往何方？新安倍内阁是否将比旧安倍内阁有更大的作为？他又将如何与其搭档——一度被日本媒体讥为“百年一现的无能首相”，现任副总理 兼财务、金融大臣的麻生太郎，共同收拾野田内阁留下的乱摊子，并落实自民党在竞选期间许下的各种承诺与政策？……尽管一切都还不太明朗，但有一点十分清楚的是：新内阁将是一个以“修宪”为号召，推行“日本战后总结算”与“普通国家论路线”，如假包换、不折不扣的“新修宪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