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变质，何时回归学术？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和他们求学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老师就带我们两个学生，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陈儒军回忆，过年时他还会到导师家里吃年夜饭，而现在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一年到头也没见过导师几次面。

　　“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认，自己对于纯粹的科研的确不感兴趣。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学生希望早日获得文凭出去工作，学校的研究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实习、接私活甚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今年3月，本报就曾报道过这一现象，对那些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好工作、发表足够分量文章的导师，学生们常常是削尖脑袋“疯抢”导师，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相应地，导师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评职称、拿经费，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再只是“培养一两个杰出的人才”。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网友在陈儒军的博文下这样评论：“现在这样的导师太少了”。

　　彭真明认为，许多70后80后导师心态变了，“没那么有耐心了，学生毕不了业导师也要负责任，混毕业了，就没啥责任了。”与其把无心学术的学生绑在学校，还不如给他们文凭，帮他们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还是期待国内研究生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

　　事实上，对此次处于舆论漩涡中的陈儒军，他的学生对这位“最严导师”并未表现出争议中那样的“反感”。“早就听说陈老师是这样的风格，老师很不错，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做过项目。”陈儒军的研究生张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当初就是冲着陈老师来的，“陈老师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生源很好。”

　　陈儒军告诉记者，张明刚读研时写作水平很差，每次汇报都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年的训练让他的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汇报还是有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儒军指导研究生的成绩“还不错”，比如，他所带第一届研究生全部进入中兴通讯从事开发工作，这在中南大学该专业是首次。“甚至有已经工作的学生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团队。”

　　不少网友就此将陈儒军的最严十五条规定称作是向学术关系回归的一种尝试，“师生间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治学与求学吗？”（徐晶晶 邱晨辉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