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大城市病”、“空城”、“鬼城”等问题也日益突显。不久前，美国的“汽车之城”、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的破产，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城镇化到底怎样才能持续发展？

    日前，在全国政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专题协商会上，政协委员们指出，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造城，必须合理规划、理性设计，“先谋而后动”，切忌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以人为本

    保障权益是核心

    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有更适宜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应是单纯地追求GDP增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过于倾向“物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不足”，“突出的问题是2.6亿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展较慢，约有2亿人没有城市户籍，不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镇化搞成“造城运动”，应当把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推进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作为政策的落脚点，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城镇发展规划编制、公共事务决策、集体土地开发利用等，使小城镇建设成为参与式、分享式、包容式发展的过程。

    全国政协常委赖明认为，要解决好“人”的问题，一方面，需紧紧围绕“人、钱、地”几方面深化财权事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消除进城农民身份转变的障碍，使其“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还需找到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避免城市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让他们“过得好”。

    户籍问题，目前是农民向市民实现身份转换的一大拦路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褚平呼吁，户籍必须“去福利化”，逐步剥离附着在非农业户籍上的福利甚至特权，缩小非农业户籍与农业户籍的“含金量”差距，为将来过渡到实行统一的居住登记制度打下基础。

    经济学家厉以宁常委对开放户籍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户口一元化是方向，但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留下不少后遗症”。“如果急于求成，匆忙宣布户口一元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经费问题怎样解决？中小城市负担不了支出，将来债务累累，怎么办？城市的环境能否一下子支撑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迁入？”这些可能面临的问题，让厉以宁感到担忧。

    “瓜熟蒂落，瓜不熟就摘下，瓜不会甜。”厉以宁说，如果匆忙实行户口一元化，一些城市效率必定因此下降，实际上是把它们推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将来会越来越感到困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走一条稳妥的道路，实行“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循序渐进，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口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6亿农民的中国梦，就是进城。”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认为，实现6亿农民的城市梦，人口数量太庞大。为此，要充分发挥小城镇“人口蓄水池”的作用，就近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并结合国情，制定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指标综合体系，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设立可衡量、可考核的具体项目指标，提高城镇化质量。

    规划先行

    一味贪大要不得

    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超大、特大城市乃至大城市已成规模，承载力接近极限，一些地方出现了“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则明显偏弱。尽管如此，一些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仍在大干快上，“摊大饼”式扩张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将这些问题总结为“两重两轻”倾向：一是“重大轻小”，城镇化的重点长期放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上，忽视了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一是“重城轻乡”，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发展、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追根溯源，很多地区问题出在规划上。有些地区制定的规划没有从实际出发，不遵循城乡发展的规律；有些地区制定的规划得不到有效执行，只停留在“纸上划划，墙上挂挂”，或者“朝规夕改”，“领导一换，规划全变”。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认为，必须警惕在偏狭政绩观驱动下不顾实际、不顾全局而盲动蛮干的行为。他建议，我国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必须充分尊重国情，考虑环境承载能力，避免超越历史阶段的做法。

    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发展规模与速度失衡的问题，王光谦认为，应当充分重视小城镇发展在整个城镇化格局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最好能在规划中以专章形式体现。他还指出，应当注意统筹协调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因地制宜，兼顾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种类型，确立一个具备高度科学性、全局性、协调性的规划，包括预留调整空间，确保回旋余地。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加强监督和阶段性评估，使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也提出，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规划不能一刀切，比如边疆地区，必须在城镇化布局和政策上作出特殊安排。他指出，“迁村并点”是城镇化的一个趋势，但对于边疆地区来说，领土安全又需要适度的分散，以利于守边。目前，有的边境地区已出现人口流出、村屯“空巢”现象。这需要国家对边疆地区加大农牧林产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开辟边境口岸开展边境贸易，使那里的群众享受到城镇化建设的成果。

    产业是金

    有产业才有人气

    “产业空心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是当前一些二、三线城市城镇化面临的发展难题。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只是房子的城镇化，“空城”、“鬼城”的背后，是产业支撑的缺乏，聚集不了人气。

    林毅夫常委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各地只有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才有可能在全国乃至全球具备竞争优势，由此，则可最有效、最快速积累起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永续收入源，使城市管理从土地财政中解放出来，依靠“企业和产业税收”，实现“城市自生”，保证有足够的财源提供优质、普适的公共服务，吸引和留住人才，使城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进入良性循环。

    林毅夫还提出了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方法，甄别当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改善经营环境，消除发展瓶颈，迅速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产业。并结合大城市群的建设，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镇的产业布局，使各中小城市紧密围绕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建立龙头产业，发展特色鲜明的城市产业。

    褚平认为，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企业发展，为此需要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等外部环境，淡化所有制标签，促进国企和民企融合。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再造、优化审批流程。

    产业化，并不一定是工业化。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委员提出，应当将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有效对接。城镇化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要将新能源、智能城市、循环经济解决方案，连锁的商业、医疗和养老、技术服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引入城镇规划和建设，高质量、高起点地推进城镇建设。鼓励工业、房地产和商业企业组团式参与城镇综合规划和建设，使城镇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创造性，探索更加丰富多彩的城镇化建设模式，避免千城一面、千镇一业。

    “城镇有支柱产业的一定财力，始终是重要的。”厉以宁说：“农民工及其家属最关心的是能否在城镇中安居乐业，以及孩子能否受到与市民孩子同样的教育，正因为农民有这种想法，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阶段进行，比如城镇在产业的支持下，先让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下来，并让他们有房可以租，同时让农民孩子有学校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