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第十章 西南联大(下)
1.建校史略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其中北大资格最老,但联大的重心是清华。这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而有保障,学校办事认真,高瞻远瞩,早在1934年已开始筹划在南方内地省份预设据点。于是自1935年起即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即将珍贵仪器图书分运四川及长沙。芦沟桥事变前一日梅贻琦梅贻琦校长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 1因战火弥漫,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已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一俟临时大学学期结束,学校即准备迁至昆明。是年11月初在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师计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此外尚有北大及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学生1452人。 3
1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页55。
2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3。
3赵赓飏,《梅贻琦传稿》,页56。
联大三常委中,张伯苓原是梅贻琦的老师,蒋梦麟长北大之前曾任教育部部长。张不久即被任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经常驻重庆;蒋梦麟应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亦不愿经常处理校务。于是唯有资历较“浅”的梅贻琦不避劳怨承荷艰巨。八年抗战,三校合作,弦歌不辍,培育英材,饮誉寰宇,永垂史册。但联大草创伊始之际,三校教职员以至学生间亦未尝没有实际的摩擦。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都是如此。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畛域之见最突显于暂时设在蒙自的文法学院。钱穆(宾四)先生留下生动的回忆:
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无聊,乃始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唯清华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 1
我1939年秋始抵昆明,因工作限于教先修班西洋通史,与三校同仁接触面不广,只能略略看出三校事务人员关系不甚和睦,尤以南开一向奉校长如家长的老职员们不免有受“排挤”之感;而远远不能从表面上发现像钱穆追忆中所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
1《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
迟迟于199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后十年)读了“郑天挺自传”(刊于《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再加反思,才相信我当时直觉性的揣测是正确的:1940年2月北大秘书长及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多方再三敦促之下,允继沈履(清华秘书长、联大首任总务长)为联大总务长,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的主要人事因素。除了郑先生学术文章和行政才干俱孚众望之外,我将在师友丛忆专章之中,首先涉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过人的智慧、正直、厚道和幽默。
此外,具有威望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实际领导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及不久即长联大师范学院的黄钰生(子坚)皆能处处顾全大局,自始至终促进三校合作,保证联大长期的稳定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