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