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遭遇困境的人，我也是慷慨解囊，先后为白血病患者小黄冠、曹灵、陈辉，癌症患者曹芳、邱炳东等人捐款20余万元，资助23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汶川地震发生后，我捐款15万元，缴纳“特殊党费”5万元。

    记者：你这么做，有没有图名为利的成分？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善行为？

    黄久生：你这么问，我能理解。这么多年来，对我的行为感动者居多，有质疑的也不是没有，“一个跟我还算要好的老乡，说我不务正业，挣了一点儿钱不用来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却大把大把花在没用的老人身上。”我从来也没有回击过，说我图名也好，说我为利也罢，我都不需要反驳什么，还是继续“能帮就帮”。

    我的童年很凄苦，1971年冬季，我的母亲去世，留下了6岁的我，还有4岁的妹妹和2岁的弟弟。父亲靠走街串巷修锅补盆维持生计，十天半月难得回来一次。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父亲只好把弟弟送人抚养，我清楚地记得送走弟弟那天，弟弟死死抓住我的手，不愿意离去，我和他一起扯着嗓子哭，最后是大人们硬掰开我的手，把他抱走的。从那以后，我就和妹妹相依为命，过起了孤儿般的生活，要不是乡亲们的关爱和呵护，我们兄妹可能就活不到今天。我报恩之心，发自内心，我将赡养700位老人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同时也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当作一份责任。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所以，我才会带领1万多农民工走上致富路，为农民工讨回2000多万元欠款，每年还为家乡带回1.5亿元的劳务收入。

    这20年来，我是在持之以恒地报恩、回馈家乡。但我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困难的时候，我甚至被人追债。有一年，我回家最晚，快到年根了，一个老乡给我打电话问咋还不回，说老人想我了，我骗他说工地忙。其实，我是没钱拿回去，这边要不来钱，那边还欠着别人钱。我心急如焚，怕对不起家乡的老人们，又忍受着债主们无时无刻的“陪伴”，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吃饭、上厕所都跟着，没钱不让走。我那会儿跳楼的心都有。腊月二十八，我才借到钱回了家，那一次去看老人的时候，我真是强颜欢笑啊！

    直到现在，我都没像样的办公室，在郑州一直四处租房办公。上次有记者来采访，要拍我的办公室，我怕丢人，不让他们来，后来实在没办法，才把情况如实说了。这样的办公环境曾害我丢了生意，我却觉得“值”，因为我把钱用在了老人身上。值得欣慰的是，很多合作商知道我凭借一己之力赡养家乡700位鳏寡孤独老人时，又主动把工程交给我。好人终有好报。

    记者：8月26日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在重要版面和时段集中报道了你的事迹，并配发短评，各大网站纷纷转发你的事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是这样的吗？

    黄久生：是这样的，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展播中介绍了我的事迹后，中央媒体组团对我进行了集中报道。8月3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在德耀中华栏目展播了我的事迹。我记得人民日报配发短评称：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黄久生，致富不忘本，常怀报恩心。他是700位鳏寡孤独老人共同的“儿子”，为他们养老送终；他是家乡永不缺位的“主人”，先后为援建家乡小学、修路、购置医疗设备等捐款310多万元；他是那些遭遇困难陌生人的“兄弟”，无数次默默为贫病者慷慨解囊。黄久生的仁心大爱温暖社会，点亮了一盏精神世界的明灯，无愧于道德模范的称号。黄久生生动诠释了利他精神的内涵，树立了一种道德境界的标杆，必将鼓舞更多的人把助人当作快乐，把奉献作为幸福。

    记者：你一位农民工从家乡信阳走到省会郑州，又走到首都北京，从赤脚捡柴换学费的大别山，走到郑州的建筑工地，又走上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9月1日，作为EMBA新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听说你的演讲，讲哭了整个光华学院？

    黄久生：起初到北大，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你一个农民工，读啥EMBA啊！”不过，现在我不怕了，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的农民工，只要肯付出，所有梦想都会实现。当年我在山上背柴挣学费时，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踏进北大校园，现在我做到了。没想到为家乡做的一点小事会让这么多人感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我的演讲是平静的，但大家反响非常强烈，尤其在我讲到“我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能来到北大……九泉之下的妈妈一定会为我骄傲”这些内容的时候，在场的人几乎都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