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成本收益不成比例。对于银行来说，财政担保的模式并没能真正提高银行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记者注意到，自2010年担保中心成立至今的近三年间，陆庙新型农村社区信用担保中心已担保贷款170多笔。其中，企业贷款金额占比90%以上，包括酒厂、石材厂等，企业规模在2000万至3000万元规模。实际上，这个本来打造给银行和农民的“板凳”，逐渐变成了银行和中小企业“拉手”的平台。

    而在郝堂村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合作社放贷几乎不需要成本，农户只需一本林权证、两个担保人即可在当天申请到贷款，合理的利差也能够维持合作社良性发展。

    二是信息不对称、风险难管控。陈长德说，对于银行来说，“农户贷款大都小而分散、数量众多，但10户放贷中，只要一户出现问题就受不了”。而“内置金融”建立在村民共同体内部的熟人社会中，合作社明确规定，“在银行有贷款不贷，吸毒不贷，赌博不贷，家庭不和睦不贷，信誉口碑不好不贷”。胡静说：“这些情况村民之间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因为具有养老公益性，所以没有不还钱的。如果有哪个村民不还钱，全村人都会唾弃他，就再也抬不起头来。”合作社成立四年来，没有一笔坏账，没有一笔死账。

    三是土地抵押物抵押变现问题。对银行来说，不发达农村地区的耕地、山地、宅基地等，不仅过于零碎、价值偏低且短期内升值预期低，难以成为银行偏好的有效抵押品。“如果出现农户无力偿还，手中的土地抵押权证怎么交易、怎么变现？”陈长德说，担保中心也在走政策的钢丝。而在郝堂村，胡静则没有这种担心，由于土地是村集体所有，农户可以自愿将承包经营权交回村集体，土地变成集体资产的一部分。对村集体来说，可以较容易进行土地的内部转让和变现，以及实现对土地的有效经营。

    “给合作社找个婆婆”

    身兼合作社理事长的胡静担心的是，合作社执照一年一检，“万一哪天取消金融创新，连民政部门也不给登记，合作社就成了非法组织，这么多资金怎么办？”她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给资金互助社找个婆婆”。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成立之初是在工商部门登记，后来工商部门“变脸”，又改到民政部门登记。

    信阳市农委实验办副科长邓艳军说，信阳100多个资金合作社分别登记在工商局、民政局和工信局三个部门。日常的监管归银监局，但信阳市银监局不超过10个人，平桥区银监局只有两三个人。由于农村金融十分敏感，风险管控责任大，很多部门宁愿“不做事、做不成事，也不能出事”，不肯承担监管责任。

    一些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合作社负责人认为，当前郝堂村的资金互助合作社面临多个问题：一是资产急剧膨胀，管理人员能力能否匹配；二是合作社的启动资金如果缺少社会慈善资金和政府扶持资金，自身运营能否满足不断增加的“分红”预期和要求；三是资金互助社主要靠吸收存款、赚取利差，具有一定风险，除了做好内部风险防控，政府监管、服务方面的空白和缺失能否及时填补。

    他们指出，真正解决农村金融需求，并将沉寂而庞大的农村土地唤醒成为巨大的金融资产仍任重道远，“内置金融”试验无疑是一次极有启发意义的尝试。一直跟踪和扶持郝堂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的平桥区工会书记禹明善说，发展农村金融应重视和研究农民资金自助合作社的作用，尊重农民创造和自我管理能力，给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

    记者在郝堂村采访了解到，随着合作社的壮大，郝堂村从合作社贷款160万元注册成立绿园公司来运作村集体经济。禹明善说，将来郝堂村的发展模式也更加清晰——由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由绿源公司流转开发土地，发展有机稻、茶叶品牌；左手帮右手使劲，通过土地开发村集体获得回报，通过利息合作社也产生收益，这样一来，金融和土地的收益都将留在农村。

    目前在郝堂村，基于“内置金融”搭建了两个平台——资金合作社和土地开发公司，他们成为村庄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内核，具有很强的内生发展动力。一是在土地上体现财产权，帮助农户在发展上得到贷款的权利；二是部分解决了农村养老问题；三是为新农村建设锻炼和储备了人才；四是集体经济得到发展，村集体在农村治理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帮助资金互助社更好地发展？禹明善等人建议，对政府而言，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资金注入等形式进行资金支持，引导带有支农性质的银行给予一定利差，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与农村资金合作社进行对接。此外登记、监管部门亟待明确，应培训专业人员为合作社做监理，培育相应社会化服务力量给合作社做经营目标和章程。为了规避金融风险，还可以发展更高一级的农村资金互助联合社，帮助单个分散的合作社抵御风险。

    经济参考报记者 沈锡权 甘 泉 王 政 吴 涛 杨玉华 孙洪磊

    （原载12月11日《经济参考报》）